关于清华大学武斗调解的通信
陈楚三
怒涛兄：
关于老蒯所提停止武斗一事，我已经看到有关通信往来内容；我也很关注。
韩爱晶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这是韩的书中记载并一再坚持，而沈如槐断然否认的。韩的书中并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你我在宛平当面问老蒯时，他答是68年7月上旬；孙耘则引用韩爱晶说法，是5月上旬。
米鹤都采访、老蒯口述的正版《
岁月流沙》（以下简称《
流沙》；正版口述已经更名为《
潮起潮落》，因与马小庄陈继芳的书名相同，所以我仍用原名），概述了清华武斗过程；而韩爱晶所写、老蒯阅看并认可的《
清华蒯大富》（以下简称韩书），也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清华武斗过程并有不少比较客观的评论。
对比《流沙》和韩书对于清华武斗的叙述，虽有所不同，但在至少两个重大关节点上却是一致的：一是武斗发生的关节点，他们都说，414抓陶森是“武斗的导火索”；二是武斗停止的关节点，蒯说在武斗死了人后，他就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坚决不同意”，韩书则说，韩爱晶、王大宾、鲁文阁曾经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韩在给你的信中说“调解武斗失败”。
给读者的印象，是414点燃了清华武斗的导火索；武斗开始后，蒯大富“后悔”了，想停止了，又是414“坚决不同意”，所以才一直打到“7.27”。你看，是414挑起了武斗，也是414拒绝停止武斗，清华武斗的责任不就应当由老四承担吗？
怒涛兄应当记得，2009年底你给我发来叶志江的《
救美》网文，说我是科学馆的卫戍司令、带着人给他“下马威”云云，我给你回信予以否认；但因是网上文章，我并未理会。今年叶志江出版了《
走出文革》一书，《救美》亦在其中；白纸黑字，我不能视若无睹，于是致信叶公，提出异议。现在，《流沙》虽是网文，韩书可是白纸黑字，所以我不能不予理会。
怒涛兄关注“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的事是否发生过。我则既关注韩爱晶是否确有“调解清华武斗”的行动；更关注蒯老弟是否真的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涉及清华武斗的责任问题，在40多年后的今天竟然还有争议，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
《流沙》说：“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韩书也说：“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有严重责任！”
如果说，韩爱晶对清华团派的作为不甚了解（也可能是不愿了解，或者“为尊者讳”），也就罢了；但老蒯也这样误导读者，我就不得不质疑了：414抓陶森是68年4月20号的事，可是团派早在1967年12月4日就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吕应中，68年1月30号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罗征启，3月27日又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贾春旺等人，4月4日绑架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并致其死亡，4月14日又绑架支持414派的干部文学宓等人（见邱心伟书）。这些事实，老蒯是不知道，还是有意回避呢？
老蒯和老崔（兆喜）在宛平聚会时向我道歉，原因就是团派保卫组曾于1967年12月20日绑架并残酷殴打我。在绑架我的那一天，20多名支持414的干部和教师被团派抄家，41名414的各级负责人被团派点名“通缉”（见邱心伟书），难道老蒯的这些动作对414还不“重”，还不“过”吗？
在绑架我之前的1967年10月20日，团保卫组就曾闯入我所在战斗组活动的房间，绑架并毒打我班同学李××；1968年3月16日，团保卫组又在圆明园绑架了我班同学邢××，刑讯逼供近五个月，直到工宣队进校后的8月份才被释放。据邱心伟书中记载，到1968年6月上旬，团派扣押四派多达70余人。
为什么团派接二连三地抓、打414的头头，肆无忌惮地绑架414派学生和支持414的教师、干部，好像都和武斗无关，而414一抓陶森，就成了武斗导火线呢？请问蒯、韩二位，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二）蒯老弟，你真是“巴不得停止武斗”吗？
《流沙》提到：“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
我们不知道老蒯是否真想停止武斗。除了1967年4月15日冲广播台是老四主动挑起的以外，其余较大的冲突都是团派主动挑起。因此，如果老蒯真想停止武斗，很简单也很容易：解除对414头头的“通缉令”，保证414头头的人身安全；停止绑架414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已经绑架的立即放人，两派交换“俘虏”；停止攻打414的据点，解除对414据点的封锁，让414自由进出科学馆、自由进出学校；然后两派拆除工事。老蒯只要这样做了，清华武斗自然斗不起来。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老蒯指挥下的团派实际做的又是什么？
按老蒯对你我询问的回答，韩爱晶等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7月初；可是，7月4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朱育生；7月5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杨志军；7月6日，团派开枪阻止414给科学馆送菜的土坦克，打死杨述立；7月9日，团派火烧科学馆；7月16日，团派炸塌科学馆414为外撤所挖的地道；7月18日，团派开枪打死从外地回校的女生钱萍华。这些血的事实，与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说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如按韩爱晶的说法，韩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5月上旬；那么：5月2日，团派攻打土木馆；5月7日，团派绑架校人事处朱坚等6名414派；5月8日、9日，团派绑架谢引麟等三名414派女生，关押、拷打3个月之久，还绑架了姚毅、赵汝广同学；5月10日，团派攻打科学馆、动农馆；5月12日，团派攻打8号楼；5月14日，团派攻打汽车楼；同日，团派绑架孙华栋，并将孙华栋活活打死；5月21日，团派再次攻打汽车楼；5月30日，团派攻打东区浴室。面对这些事实，我又怎么能相信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呢？
韩书中提到清华“5.30”武斗时，援引了老蒯的回忆说：“当时有人摔死了，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老蒯“下死命令”却不起作用，如果此言不虚，也许老蒯当时已经控制不了团派的大局了？也许，蒯老弟确实想叫停武斗，而一些团派头头坚决要打而否定了蒯的意见，这是真的吗？
（三）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吗？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群体对特定事项的反应，是可以合理推断出来的。
如果“414拒绝停止武斗”真有其事，老蒯当时能不知道吗？团派的其他头头能不知道吗？对于团派来说，“414拒绝停止武斗”难道不是一个求之不得、应该大肆宣传、大做文章的绝好题目吗？然而，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却没有听到团派广播与此相关的任何一篇文章；时至今日，除了老蒯，也从来没有听到团派的其他头头说起过此事，包括在宛平聚会中，你我就此质疑老蒯时，在场的其他团派头头也不予置评。
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消息吗？你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这段话似乎表明你当时就知道此事；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将此消息告诉其他头头和你的笔杆子？从那时起40余年过去了，你在《流沙》中才第一次披露此事，竟然保密40余年！？如此匪夷所思，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包括你老蒯在内的团派头头以及团派的笔杆子们，当时并未听说过此事。若果如此，这只能说明，“414拒绝停止武斗”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真的有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武斗找上门来谈，就我所了解的沈如槐，在当时“团强四弱”的形势下，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就老四的决策传统，他更不可能背着其他老四头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擅自表态。韩爱晶说当时还有其他老四的人在场，可是40多年来，从未听到任何一个414头头或非头头提到过此事。这也只能说明，韩爱晶根本没有找沈如槐谈过停止武斗的事！
40多年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新闻”，难道还不够荒唐吗？
（四）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
《流沙》说，关于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
按常理，《流沙》中“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这句话应当是转述韩爱晶的话；但是韩书中并无此话，韩给怒涛兄的三封信中也无此话，只说“沈的态度（按：指沈说蒯是“蒯匪”）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因此，所谓“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一类的话，如果不是韩爱晶“遗忘”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就是老蒯强加给韩爱晶的，是老蒯的杜撰，而韩爱晶出于某种原因又不便否认。
韩书中，对调解停止武斗的表述与《流沙》不同，很耐人寻味，请看：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请注意，韩书中虽然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但后文却只涉及联合：沈如槐“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而涉及停止武斗的内容连一句也没有。韩给你的三封信中，同样如此，只涉及联合：“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关于调解停止武斗，韩书只说“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终”，韩给你的信中只说“调解活动失败”，而具体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韩爱晶其实并没有和沈如槐当面谈过停止武斗问题？
韩给你的信中提到找周培源谈时，只说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此话似乎和武斗也沾不上边。也就是说，韩回忆与周培源的谈话，关于停止武斗的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很奇怪啊！
韩书中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如你所说，在当时武斗的大背景下，同时讨论这两类根本不同的问题是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的；韩爱晶的记忆在这里肯定出现了时空错乱。
我以为，韩爱晶记忆的时空错乱，可能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一件是1967年9月23日，韩等人到清华，谈的是清华两派大联合问题；另一件是1968年5月5日，韩等人希望找414谈停止武斗问题（即孙耘所说邱心伟书中记载的内容：1968年5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等负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前一件确有其事，谈了，而且414最终认可了老蒯的一把手地位；后一件，也可能确有其事，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而既未见面，当然更未谈。
不论谁要调解停止武斗，总是有具体内容吧，比如脱离接触（停止攻打对方）、收缴武斗工具、拆除工事、解除封锁等等；可是在韩书及韩给你的信中，对此没有提一个字！是他惜字如金？还是他忘记了？既然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怎么能忘记？韩爱晶牢牢记着自己出面去调解清华停止武斗而没有成功，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见到沈如槐！所以关于调解内容他才一句也写不出。
韩爱晶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欺骗他。韩书说，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商定，“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而邱心伟书中说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组织者（北京市革委会）、工作对象（清华、北大两派头头）和工作内容（武斗调查或者调解）基本一致。
看来，在韩爱晶所说的1968年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的确组织了一个小组，任务是调解（或者调查）北大、清华两派的武斗，这个小组先去了北大，找了北大井冈山的周培源谈，然后又想找清华414的沈如槐谈，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结果没能见面，当然就没有谈！韩爱晶把此事和1967年9月23日谈大联合的事弄混了，所以，虽然他说“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但没有会谈地点，具体内容又只涉及大联合（1967年9月23日确实谈了所以记得），不涉及停止武斗（1968年5月5日没有谈成当然记不得）。
然而，韩书说此小组由三人组成：韩爱晶、王大宾和鲁文阁；而邱心伟书中说该小组由四人负责：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如按韩书，则小组中并无蒯大富，414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我们注意到，韩说找了北大周培源，没说是否找了聂元梓；又说找了清华沈如槐，没说是否找过蒯大富；既然是调解两派武斗，为什么只找受压的一派，不找“领袖”所在的一派谈？韩等三人不是在“拉偏架”吧？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所以才不用找他们谈；也因此，该小组被414拒绝。
当然，这只是推测，解开迷局需要翔实的史料佐证。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既然如此，他理应对所谈的具体内容和场景记忆更加深刻。我期待着韩爱晶进一步提供“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细节（包括具体时间、地点，他本人以及王大宾、鲁文阁对停止清华武斗的调解意见和要求等，最好有当时谈话的记录），以最终解开迷局。
（五）剿灭老四：这才是当年老蒯的真实思想
《流沙》说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但韩书中并没有对老蒯作这样的评述，不知是不是韩爱晶对老蒯的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老蒯接着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老蒯没有说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后“我”的反应。
我说过“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在前面列举老蒯指挥下的团派1968年5月份和7月份的“行”，已经揭穿了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虚伪。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和所谓“414拒绝停止武斗”一样，都是迟来的“新闻”，都是40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这是老蒯在40年之后的“言”；而在当时，即40年之前，老蒯的“言”又是什么呢？请看：
1968年5月8日，团派在明斋前召开了“彻底砸烂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第三次战斗大会，声称罗文李饶等六人小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等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是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对于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那就是要坚决打倒。只要四一四不把罗征启交出来，不把陶森放出来，不把科学馆的工事拆除，团派的工事，一根长矛也不能丢掉。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摧毁四一四的反革命领导核心，夺取最后胜利”。（见1968年5月10日《
井冈山》）
1968年6月23日，团总部扩大会议通过了《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草案）》，其中说：“彻底摧毁清华414反革命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向414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阴谋集团宣战并且摧垮他们”，“这就是解决清华问题包括武斗问题唯一正确的途径。”（见1968年6月28日《井冈山》）
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逮捕罗、文、李、饶；⑵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⑶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
原来如此！当时的老蒯，的确是“巴不得”按这四条“停止武斗”！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老蒯的逻辑是，蒯四条表明了我老蒯“巴不得停止武斗”的“诚意”，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地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史料告诉我们，1968年百日武斗期间，蒯大富和他的团总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对武斗毫无“后悔”之意，也没有一点“巴不得停止武斗”的意思；我们看到的是，团派不仅在行动上把武斗逐步升级，而且在言论上也是逐步升级。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是“踏平科学馆，活捉罗征启，打倒沈如槐，解放全清华！”
事实证明，当年的蒯大富，对武斗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要的正是通过武斗剿灭414，实现老蒯的一统清华。这才是历史。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表白，完全是欺人之谈！
40多年过去了，看来，老蒯到现在仍然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在清华武斗的问题上力图为自己涂脂抹粉，闭口不谈团派少数打手对四派干部、学生惨无人道的暴行，甚至企图推卸制造7.27血案的责任，怪北京市事先“不打招呼”，并把具体责任推到任传钟头上！
（六）改写历史：韩爱晶的梦
韩爱晶说，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这大概是韩爱晶头脑中萦绕40余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他太想青史留名了！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委屈，被谁耍弄；也许，他是为自己自告奋勇出面调解停止武斗但没有成功而感到委屈，为由于“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导致自己调解停止武斗失败而感觉被耍弄。不知韩爱晶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是被他的朋友蒯大富耍弄了！
既然是调解停止武斗，总要面对武斗双方吧？可是在韩书及韩给怒涛兄的信中，只说他们到清华找了沈如槐谈，找过蒯大富谈吗？没有提。大约可以肯定，没有找过。如果调解清华武斗而不找蒯大富谈，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所谓“调解”，就是纯粹的骗局，就是借“调解”之名压老四屈服。
假设，韩爱晶等人确实找蒯大富谈过，结果无非两种：老蒯拒绝停止武斗，或者老蒯同意按他的蒯四条停止武斗。而这两种结果，韩爱晶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即使为了在形式上保持调解的公平，韩爱晶等人也理应按市革委会的三条（我称之为谢三条）调解，但老蒯能接受吗？他要是能接受，还会有7.27惨案吗？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发表社论，声称“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就是首先要坚决镇压沈罗反革命集团，谁要离开了这个主要矛盾，治末不治本，那他解决清华问题的任何措施都休想使清华运动前进半步。”
这就是老蒯对市革委会谢三条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回答。所以，韩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失败，既不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也不是因为“吴德不认真落实”，更不是因为老蒯捏造的“414拒绝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蒯大富不剿灭414誓不罢休。韩爱晶自诩“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请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怒涛兄，你在给韩爱晶的信中，称赞韩爱晶政治智慧超群，可是在清华武斗和7.27血案的问题上，韩爱晶的政治智慧并不比老蒯高多少。40年后的今天，韩爱晶仍然相信“清华内在矛盾本应该也能够和平解决”，我真不知道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调解能力，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老蒯“和平解决”的意愿。对于7.27血案，蒯、韩、聂等人都把北京市革委会事先“不打招呼”作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原因，这就更加明显是为蒯大富开脱了。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难道不是“招呼”？7月13日和7月15日，市革委会领导两次接见老蒯提出谢三条，难道不是招呼？事先也没有人给414“打招呼”，414为什么没有打工宣队，反而敞开大门、和工宣队一起拆除工事？究竟谁“巴不得停止武斗”，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
老蒯自己也说，当时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看到鲁文阁就在楼下，旁边的女工还穿着裙子”，“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即使如此，老蒯仍然以上柴联司的下场来恐吓部下，团派仍然对工人下了毒手！有人来制止武斗而没有“打招呼”，我就对制止武斗的人下毒手，这恰恰说明，蒯大富根本不把中央和市革委会放在眼里，根本不愿停止剿灭414的武斗，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意愿。韩爱晶竟然看不到（或者有意遮掩）这一点，还有什么政治智慧？
所以，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活动注定要失败，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他相信能“和平解决”，而现实（老蒯的实际作为）却残酷地耍弄了他！退一万步说，就算调解成功，蒯大富愿意放下剿灭414的屠刀，也改变不了红卫兵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个历史的大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七）今日老蒯：镇压老四仍然有理？
《流沙》在对当年的武斗进行忏悔时说：“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然而，对于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老蒯竟然说什么“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
好一个“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40年前老蒯加在414头上的罪名，而且至今老蒯竟还是这样评价老四！理由就是，414的核心人物和一些干部，曾私下议论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并且他老蒯“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不是有意陷害”。
我要说，对老蒯扣给老四的这顶帽子，不仅当时我们“不认账，不承认”，就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今天，我们也“不认账，不承认”。毛主席是当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年我们发自肺腑的誓言。当年说我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对414的污蔑，是为剿灭414找借口；但到现在还说414当年“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则是为了证明当年武斗剿灭414有理，镇压414有理！老蒯大约忘记了，团核心包括蒯本人“私下议论”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团派整理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黑材料，还公开炮打过周总理、康生，又该戴什么帽子？还要提醒老蒯，你那些“强有力的证据”是怎样取得的？是靠钢丝钳拔牙齿取得的，是靠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取得的，你还好意思说“不是有意陷害”！
（八）可以结论了。顺便“辟谣”。
我在修改本文的过程中，看到怒涛兄在《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里引用了陈育延的日记和陈育延的信。陈育延的信为我本文的观点提供了意外的佐证，也使我有可能提前得出并不意外的结论。
陈育延在6月10日给你的信中说：邱心伟《
大事日志》第344-345页中关于5月5日《
市委调查组》的一段，不是取自沈如槐的《
文革纪事》，而应当是取自唐少杰的《
一叶知秋》第16页上，言词完全一致。而唐少杰的这段，又来自蒯大富、韩爱晶的口述。我曾求教唐少杰老师这段记载的来源，唐老师答应查一查但尚未回复，如果按陈育延所说，来源于蒯、韩的口述，证明邱心伟书中此段确有其事。然而，陈育延没有说，这段话中“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是否也来自蒯韩的口述？如果也是蒯韩口述，岂不证明韩与沈如槐没有见面吗？
更有意思的是，陈育延的《
有感》（可不是周家琮的那篇《有感》）中担心怒涛兄的《
追寻记》“一步步引导韩爱晶犯错误”，于是，当他(按指孙怒涛)写到第十二集时，我便着了急，我想帮助韩爱晶，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继续查资料。没想到，还真查到了68年5月4日的工作笔记上有一段。
5.4 市革委会讨论结果：
1、讨论地质东方红小报上关于大事记的问题。①此大事记是反动的。②
2、蒯要求谢付总理处理我校问题，谢说处理不了。
3、组成调查组。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大宾）、谭组成（王、谭反对）。
[摘自1968年5月4日工作笔记]
这段陈育延当时的笔记，恰恰证明了我在前面《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中的三个推断：①1968年5月初，北京市革委会确实组织了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②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③所以414拒绝该调查组，韩等人未能见到沈如槐，当然就没有谈！陈育延的这段笔记，也至少说明了韩爱晶记忆的两个错误：①不是武斗“调解组”而是“调查组”；②参加人是邱心伟书中所说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而不是韩书所说的韩爱晶、鲁文阁、王大宾三人。
我不去追究“调解”和“调查”的内容和目的有何不同（但这种不同是显然存在的），我只想说，如果蒯大富参加韩所说的“调解”，以韩爱晶的政治智慧，难道认为武斗当事人也可以担任武斗调解人吗？
陈育延以这段笔记调侃怒涛兄说：这回孙怒涛可能真的是“他妈的，又打偏了！”本想打韩爱晶的，现在却伤到沈如槐了！依我看来，很可能是育延学妹“打偏了”，本想帮韩爱晶的，现在却帮了沈如槐！
陈育延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找到沈如槐，但未谈成。
我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等试图来清华找414调解武斗，但因调查组中有蒯大富，被414认为不公平而拒绝；韩爱晶等没有见到沈如槐，未谈成。
顺便提一句，育延学妹很坦率，日记也很生动，但当时的日记也难免片面性吧！
在摘引了9月24日工作笔记后，陈育延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从9月21日下午到今天又进行了四次谈判会，毫无进展！今天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谈判会（聂元梓中途退场）。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王大宾说：“414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414在很尴尬的情况下拒不签字退出了会场，真是一幕政治斗争中的滑稽戏，岂有此理！
陈育延没有写414拒不签字的原因。实际上，如她所记录的，王大宾发言“蒯第一把手，底下一边六人”，414是同意了的。
此事韩书中也有记载（P.316）。“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看起来，“极端无赖”的是团派，他们推翻了初步达成的协议，又提出团派9人，四派4人，414才拒不签字的。414并不是像陈育延所说“很尴尬”，而是如韩爱晶书所说“十分气愤”地退出会场的。说“岂有此理”的应当是414啊！
我不讳言，韩书确有许多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史实，也有许多相当深刻的见解；《流沙》同样有很多观点是我也认同的。不过“求同”并不妨碍“存异”，也不妨碍“质疑”。如果说已经逝去的历史是一头大象，我们在探寻它的时候就要力求避免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局；我们必然会有局限性，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应当力求忠于事实，力求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我的态度。
祝好！
陈楚三
2011.5.17初稿
2011.5.20修改
2011.6.23补充
附录：韩爱晶的三封邮件（已征得孙怒涛同意）
孙怒涛：你好。
1、调解武斗的事，我会当件事认真对待。我已钻进另一个题目资料之中。
2、如果有人能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就会一目了然。
3、包括当时去北大调解，有条件时我也会同时求证。
4、文革中我去北大清华先后找周培源、沈如槐直接为北大清华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进行对话都只有一次。
5、414当时也并非沈如槐一个人。
6、我们是坐下来，靣对靣对话的，开头还很客气，后来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
7、沈的态度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
8、他的认识与我当时思想认识距离太大。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
沈如槐一开口，苏北味，当时我惊讶我、蒯、沈三人是老乡！
9、原来我一直没有反对过老四，直到1968年7月，有一天，在体院养病时听到老四广播台在骂：蒯大富、韩爱晶之流……我火冒三丈说：我又没对你老四怎么样，还特别在大会上强调，只要不参加武斗的，一视同仁好好接待。
听此广播，我当即打电话回北航，广播把414的轰走。可见年轻感情用事。
10、 快半个世纪的细节各有所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辅相成、相反相生！
保重！
韩爱晶
2011，05，06
孙怒涛：你好。
我确认1968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
我所述参与者包括沈如槐记不起或否认可以作为疑点。
这件事从市革会开会……红代会工代会沟通……两派参与……先去北大见过周培源，很客气，戴助听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去清华见沈如槐不欢而散……调解活动失败……有被耍弄的感觉……后来在多种场合谈此事……甚至多次表示如果当年市革会认真对待我的建议不会有七二七……写书搜集资料，从邱心伟大事记中只见到一句……详见邱书中李钟奇多次调解，才明白干部、军官们对我建议不积极的原因。
这件事对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不在意的事，他们忘却不奇怪。这件事是我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后来与蒯也多次谈起。确实、确实，我相信会有确凿历史证据来说明。
至于你问：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是不是只见过沈如槐一次？你唯一见到沈如槐的那次，是不是就是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中所写的那次？
我在书中引过一句话：说有易，说无难。
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别的场合如果与沈如槐见靣机会也不少，比如1967年8月5号在天安门上，他书中写向总理问问题，那个问题是我问的。
我说一次，是指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
保重！
老韩
2011，05，08
孙耘、孙怒涛：你们好。
1、 调解武斗，确有其事，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记录解密会确凿证明这一点。应该是1968年，邱心伟大事记上提过一句。
2、我们去北大、清华调解武斗，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
3、其后几十年里，我多次在各种场合为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4、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
5、2010年蒯大富、李自茂等去四川，王大宾也证明有此事。
6 、过去近半个世纪，细节要考证很正常。
7、孙怒涛总要用一个什么公式来推论历史事实，似不可取。
谢谢！
老韩
2011年8月8日写于北京
2011，05，18
修改于2011年8月31日
原载〈记忆〉第71期育 延 有 话——答陈楚三陈育延【记忆】编者按：本文作者陈育延是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团派）总部委员，曾是团派中主张大联合的鸽派。这是她针对本刊2011年7月30日第73期中陈楚三的文章，发表她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另一种看法。本文初稿曾发表于清华校友网。
朋友聊天时，常会问起我对《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简称《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发表于清华校友网，共30多集）结尾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后，又跟了“老沈声明”、“楚三结论”、“原点断点”及陈楚三的三个外篇等大作，这些文章多处提到了我，语言颇为尖刻。最近又看到陈楚三为414武斗辩护的文章，被登上了第73期《记忆》杂志，栏目标题为“争鸣”。因此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就叫《
育延有话》吧。
一、我对“楚三结论”和陈楚三“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的几点看法 首先说明一点，文革中我是团派，与414派是对立面,对414较深入的了解，多是通过他们的文章。414派同学现在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它的第一把手沈如槐于2003年写下的《
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为最详尽，出版时大受414本派的追捧。我和我先生周同衡还受邀参加了他们在郭林饭店举行的庆祝会。那天摆了三桌酒席，沈如槐很高兴地向周同衡介绍说：414在京的总部委员基本上到齐了。
大家称赞沈如槐的书写得好，认为他这几年为写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劳是很值得的。414原领导层中有不少人为他这本书提供了帮助，很认可这本书，可见其权威性和代表性。沈如槐在“后记”中说：该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具体事例。”我虽然一直认为这本书派性较强，涉及到团派的内容有不少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沈如槐有自己的视角，而且对团派的了解有限。但作为历史材料，我也认为这“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回顾历史时的真实感受，他的出发点是写历史。”当然，沈如槐这本书不是自我反省的书，但我知道书中不乏展现414自我的真实而可靠的纪录。毕竟沈如槐更了解自己的团队。因此，了解、研究414，这是现阶段唯一一本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这次我写回忆录，又特别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关于清华百日武斗，书中突出了414从上到下的英勇善战，也让我从侧面了解了414的头头们在武斗中的表现。陈楚三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在引用此书。看来此书确实是414的“权威发布”。我就顺便摘录几段送给陈楚三，也正好纠正一下他的错误。
因为只针对陈楚三的文章“纠错”，所以我在下面只谈对414的认识，而对团派的认识，会在另外的文章中谈论。
1、陈楚三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指沈如槐）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我看这些话讲得太“绝对”了，与沈如槐的自述和陈楚三们的实际行动不符。414头头们是否有不妥协的资本，是否真的想停止武斗，看沈如槐的书（以下简称“沈书”）即可。这也是我本节中不得不多处引用“沈书”的原因。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必须要有讲话的根据，而“沈书”至少是不会给自己乱编故事的。
清华百日武斗爆发于1968年4月23日。在此之前，当年1月4号，“1.4武斗”发生，按“沈书”中很骄傲的说法，是以414的反败为胜结束的，因此“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在士气上先有了资本，414各级领导开始积极备战。
“沈书”说：“这次武斗，是清华文革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武斗。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有了一支特种部队，414反败为胜，不仅‘讨还’了团派的‘血债’，还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打掉了对团派保卫组的恐惧心理。
“这次武斗之后，414各级领导开始重视武斗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各系分部领导，纷纷仿效总部，建立各系的特种部队，一概以‘某某学习班’命名，如‘好八连学习班’等等。这些特种部队就是百日武斗期间414的骨干力量。”（344—345页）
1968年“4.23武斗”前夕，414头头们为武斗又作了全面的准备。“沈书”说：“首先是思想准备。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向414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灌输‘清华武斗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的思想。我向414干部群众反复强调的主要观点是：‘现在的清华不是像以前那样靠大字报、开大会、两派开展大辩论来搞文化大革命了。蒯大富已经失去耐心，他的方针已经发生重大变化。……’”（345—346页）
“我们将会与团派有一场决战。414要有残酷斗争、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346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我们相信，唯有血与火才能促使中央下决心解决清华问题。我们也确信，经过战争的洗礼，清华的前途一片光明。”（346页）（注：这句话看起来很眼熟，原来它与蒯大富“想让中央表态”的武斗动机何其相似。怪不得这哥俩儿会打起来，原来思想都那么一致！）
“其次是组织准备，我们成立了‘414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任命宿长忠为总指挥，刘万章、蒋南峰为副总指挥，我自任政治委员，陈楚三、汲鹏为副政治委员。我们并没有组建新的武斗队，我们手里唯一的队伍还是《
李文忠学习班》。我们要求各系分部也成立相应的文攻武卫指挥系统，并保证有一支基本的武斗队伍。”（347页）
“再次就是‘作战方案’的准备，在我们的作战方案中，只考虑了三点。一是，加强守备、确保科学馆的安全；二是，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这是414的两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三是，占领12号楼、5号楼，这是两座学生宿舍楼，又紧靠着九饭厅，有了这两座楼就可以保证414群众有一个生活、吃饭的地方。”（347—348页）
“团派剑拔弩张，414积极备战，清华园的形势一触即发。”（348页）
在这种武斗“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4月20日，414头头派人抓了陶森（中层干部），因为她亮相在团派一边，代表31名干部批评了414的干部政策。414将她绑架至科学馆，抄了她的家，并准备23日开会批斗她。我不知道当时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仅只是派性，还是要激怒团派？至少其目的不是缓和紧张气氛，而是加剧矛盾激化。414头头们的这些行动，一点都不“示弱”。
现在陈楚三想证明他的论点，就实用主义地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自称是“没有不妥协的资本”。百日武斗开初，你们可不是那样认为的，否则也不会去抓陶森、斗陶森来“叫板”团派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钟奇来到清华，“沈书”说：“4月22日，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清华，分别接见了两派头头。在接见我们414时，他说：‘昨天，北工发生了武斗，我们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再三强调，没有发生武斗的地方要积极防止武斗，已经发生武斗的地方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的破坏性很大，大家都不要搞武斗。’对清华，他专门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348页）
沈如槐指责说：“李钟奇副司令员的警告没有对蒯大富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349页）
但李钟奇的警告对414头头起作用了吗？同样也没有！414头头不仅不打算放人，还继续坚持第二天4月23日要在大礼堂对抓来的陶森进行批斗。清华百日武斗为什么是4月23日开始？而不是在这之前或这之后？414头头在李钟奇讲话后，还坚持要抓斗陶森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双方都明白，陶森并不是“反革命”，她仅仅是代表31名清华干部亮相在团派一边，抓她斗她就是为了报复团派，完全是派性使然。当时团派总部许多委员由此认为，是414在挑衅，我们只能被迫应战。也因此，“团派总部各派的观点在4月22日晚的会议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4月23日武斗正式开始”。现在陈楚三辩称他们抓斗陶森只是“老四点灯”的“公平”行为。他在《
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质问“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我的看法不同：这是“老四点灯”吗？这分明是“头头点炮”！
我相信，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抓斗陶森只是少数414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要求的，就像团派抓罗文李饶一样，不但团派多数群众不知情，就连总部里许多委员也不知情。
在抓罗文李饶的问题上，团派有关人员在1968年后期就已认识到是错误的。蒯大富也为此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在他十七年坐牢的判决书上，很主要的一项罪状就是罗文李饶专案组问题。
双方抓人是武斗的重要起因。但陈楚三到现在，不但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说抓陶森仅仅是“老四点灯”，振振有词地论证抓陶森的正义性、“公平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歉意。
在当时那种“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下，不顾李钟奇的警告，抓斗陶森，挑衅团派，点燃了4.23武斗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这无论从当时来看，还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因此，称抓斗陶森的行为，是414的“头头点炮”，才更公平些！
“沈书”描述了4月23日武斗第一天的情况，也总结了“继续战斗”的经验。书中有具体记叙（见349—352页，略）。
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但积极备战，不断地说服、动员和组织414群众的事实是明确的。
早在4.23武斗前，414就占领了科学馆和12号楼，为了充实地盘和物资上的资本，必须继续占据点、抢粮食。“沈书”说：“4.23后，两派都忙于抢占据点。414除了科学馆和12号楼外，又占领了动农馆、土木馆和8号楼，……”(356页)
“4月29日，我们组织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抢粮行动，一部分人拿着长矛负责警戒，一部分人负责搬运，把运动员食堂里储存的大批粮食包括油盐酱醋等统统运到了科学馆。
“这是一次明火执仗的抢劫。团派对此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派武斗队伍进行拦截，只有一位团派保卫组的工人试图阻止，被414战士用长矛扎伤。”（359页）
这期间，已不幸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
“在逃难的过程中，414的一个骨干分子姜文波遇难。”（357页）
“为了保护414的粮食，谢晋澄失去了生命”（360页）
为此，团派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在文革后服刑抵罪。
但这两起死亡事件并没有警醒两派的头头，没有任何一方的头头为制止武斗去努力。团派的强硬派要继续打下去，414的主要头头也要继续打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地扩大地盘，建立根据地，继续增加与团派较量的资本。对此，“沈书”中有生动描述：5月初，“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建立414的根据地。我们要像当年毛主席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样，在清华占领一片区域，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与蒯大富周旋到底。（361页）（注：此时，正是韩爱晶所说来清华调解武斗的时间。）
“清华主楼是1956年开始动工、1966年刚刚建成的一座庞大的教学楼群，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全国高校所少见。
“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大概是五月中旬，我们组织各系414的武斗人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占领了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焊接馆、铸工楼、压力楼、汽车楼、工程物理系系馆等整个东区教学楼群。与此同时，我们还占领了焊接馆北面的通用车间，占领了位于中央马路西侧的机械设备厂。
“我们所占领的这些地方都是教学楼群，文革以来一直空空荡荡，武斗以后更是不见人影，因此我们的占领是和平占领，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团派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会采取这样空前规模的行动，更不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什么，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414的战略大本营——已经建成。
“我们占领了东区教学楼群以后立即修筑防御工事。我们所修筑的工事，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每座大楼只留一个门作为进出口，在楼门口挖一条壕沟，把土堆起来，形成一个掩体；第二，在楼门内焊一道或几道铁门；第三，用铁条把各层所有房间的窗户全部焊死；第四，只留一个楼梯供上下楼使用，且在楼梯中间焊上铁门，所有其他不用的楼梯，全部用桌椅堵死。在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之间设立秘密通道，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自由来往。
“这样，从东主楼到动农馆，我们所占领的据点东西方向连成一片，南北方向也有一个纵深防御，构成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根据地。”（362-363页）
“我们的根据地与毛主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区别。毛主席的井冈山地处偏僻贫穷的山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之一；而我们的根据地则是清华最发达的地区，它有现代化的教学楼，有先进的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车间厂房，如机械加工、锻造、铸造等等，在这些车间里，车、铣、刨、磨等各种机床设备应有尽有，这一切为日后我们制造武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363-364页）
“我们提出了‘414要与科学馆共存亡’的口号，以坚定414战士的信心，激励414战士的斗志。”（365页）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想：面对这么有实力，又不屈不挠的两派，别说韩爱晶他们，任何人来调停武斗都是不会成功的。况且现在自称“绝对弱势”的一方，在1968年5月初，却正在做出“战略决策”，要“武装割据”“与蒯大富周旋到底”呢！
其后，发生了惨烈的5.30大战，团派许恭生、段洪水的战死，在团派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战中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但这些，仍未能警醒两派掌权的头头，反而因为仇恨使武斗升级了。
于是到武斗中期，双方都开始准备“热兵器”，以使武斗能有“坚持下去”的资本。414自造了各种“土武器”，小到土枪、土地雷，大到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这个过程，在“沈书”中有详细叙述（略）。
但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抗，随着414主要据点科学馆的被围，开始发生了变化。到了1968年7月，明显分出了强弱。百日武斗后期，被围的科学馆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突围，414头头们采取了炸高压线、挖地道等办法，仍无法解围。武斗初期信心满满的414头头，并未想到武斗后期会打得那么艰苦，沈如槐“甚至开始感到后悔，后悔当初不该死守科学馆”（388页）。但即使这样,414个别头头的“武斗情结”还很浓重，甚至在7月初还继续搞些突袭行动，以“振奋精神”。“沈书”第392—393页有详细记叙（略）。
直到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之前，414掌权的头头们，都还没有“停止武斗”的思想意识，那时候他们对武斗的态度是“咬牙坚持”。“沈书”392页说：“我和但燊确定：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解救出科学馆的战友，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刻撤出清华，到校外与团派周旋。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392页）
我注意到，陈楚三在《追寻记》第二十九集“楚三结论”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但他漏掉了最后一句“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看来，“漏掉”的这句话，与“要把蒯大富拖死！”意思实在太相近了，连讲话语气都很像，太容易使人“误会”了。
我很感叹，到1968年7月底，科学馆被围已很危急，414弱势状态尽显，仍然要到校外周旋，不是为远离武斗，而是要继续与团派战斗，直至“同归于尽”。可见在这个世界上，小至民间老百姓打架，大到国与国之间打仗，“弱者”要与“强者”拼到底的并不少见！
当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已处于强势的团派一方，认为自己眼看就要打垮弱势的一方，只须“劝降”，便可结束武斗；而处于弱势的414一方正准备与强势的一方“拼到底”时，工宣队来了，要全面制止武斗。这是团派和414都没有想到的。7月27日工宣队的到来，正好在客观上解救了无法突围处于困境中的414，因此他们欢迎了工宣队——不是因为想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能“解救自己”。陈楚三以为他能够抓住一个证明414头头“自觉”停止武斗的例证，但414头头却坦率地承认：要“留一点心眼”，“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沈书”中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况：“我们俩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个解救科学馆里100多人的绝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放414防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寻找机会，设法解救科学馆的人。我们立即派人通知各个据点，欢迎工宣队，拆掉路障，交出部分武器；同时派人到动农馆用密码通知科学馆：工宣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做好准备，乘机撤出科学馆。由于情况不明，我们还留了一点心眼。我和但燊约定，由我出面接待工宣队，他不公开露面，暗中掌控全局。另外我们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403-404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414头头们在武斗中的基本表现，并不是如陈楚三所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事实上，从武斗一开始，414头头们就不认为自己是“绝对弱势”，因此积极主动地发动群众与团派“对决”，在抢地盘、抢粮、制造武器等方面，一点也不逊色。即使到最后，显出了“弱者”态势时，也没有想就此罢手，而要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有没有可能调解、谈判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在回顾、反思历史时，我们常要追寻某件事或某句话的“有”或者“无”，而当事人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无法定论时，最好还是看行动，实际行动往往更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正好也符合陈楚三“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原则。
以上，我随便摘录了“沈书”中的几段，足以证明，414头头在清华百日武斗中，从头到尾扮演的都是从制定战略、指挥战斗到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作战动员全面的武斗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想努力制止武斗的“弱者”角色。
对于“沈书”中长达60多页的武斗叙述（第340页到第404页），我无法全摘录给陈楚三。其精彩内容，还须楚三学长认真阅读才行。在楚三学长作出“结论”之前，应当先与这些“权威发布”的史料“统一口径”。
我始终认为，武斗的起因及武斗的延续，团派和414派双方都负有重大责任。武斗是从大联合失败延续下来的，我是研究了双方的大量资料，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1968年4月23日开打的第一天，双方谁都不是赤手空拳地上战场，都是有备而来，在思想上、兵器上都有相当的准备。
在百日武斗前及武斗中，从海军宣传队，到北京市革委会；从李钟奇，到韩爱晶，来劝阻两派要求停止武斗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有成功，也都没有将对方“拒绝谈判”作为攻击目标，为什么？因为两派头头都不肯停止武斗，各自都认为打下去是有“文攻武卫”的充分理由的，攻击目标还是对方的“反动路线”。也因此，任何一次“调解”都不会成功，也不会宣扬。武斗之所以能延续百日，正是双方坚决不妥协的结果。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两派头头，而两派的多数群众，都是反对武斗的。因此武斗期间，大批群众离校。
我相信，414中有相当一批学生和教师反对武斗，其中有些人是从头到尾都反对武斗的，但那不是沈如槐，也不是陈楚三，414的“铁三角”领导层是要“咬牙坚持”，“同归于尽”，“完蛋就完蛋”的。
团派这边也一样，反对武斗的教师和学生是大多数，他们很早就离开了清华园。不久前，校庆后的卢沟桥小聚会上，崔兆喜和蒯大富专门谈到：在与总部关系密切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个人是真正从头到尾反对武斗的，就是孟家驹和潘四明。他们两人都分别找崔兆喜和蒯大富长谈过，不能武斗，但他们没有劝说成功。其他头头都或多或少地赞成过武斗，或参加过、主张过、推动过武斗。
两边抓人也一样，那次小聚会后，我详细询问了关于罗文李饶专案组的一些情况，发现不仅多数群众不知情，就是总部很多委员也不很知情。王良生说，蒯大富还专门让他去200#了解专案组的情况。这件事除了派性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派性促使了这个专案组的恶性发展，以后会有知情者说的。
我也相信抓斗陶森是414少数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的要求，我希望将来也会有知情者来说。所谓“414的干部政策”，只适用于亮相到414一边的干部，并不适用于亮相到团派这边的干部，团派的干部政策，是结合像韩银山、张修身这样的工农干部，将他们当作“花瓶”摆设。414的干部政策，是重用亮相于414的干部，将他们当作骨干，服务于派性。两边都是派性的干部政策，都严重打击对方的干部。不要标榜自己“干部政策”的“革命性”和“正确性”，否则很多现象是不能自圆其说，是自欺欺人的。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时，处于强势的团派，认为是“黑手”操纵了工宣队，来解救弱势的414，因而武力对抗了工宣队，铸成了不能原谅的大错。所以毛主席7.28召见时说：“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见《清华蒯大富》第370页）。历史证明，团派在7.27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后在《
大联委学习班》时期反工宣队的行为，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对414并无好印象。他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所以414本身是上不了台的。团派则是由于自己接连犯错，而提前失去了自己、以致整个红卫兵在台上表演的机会。两派终于“同归于尽”了，也说明了红卫兵运动是必定会失败的。
错了就是错了，不必用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如果现在还不能认识到自己“很蠢”，则同样是可悲的！
由于团派不断地反工宣队，造成的后果是：在两派“同归于尽”后，工宣队与414表现了一致的派性。因而，团派头头和骨干们从毕业分配到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如清查“5.16”，揭批查运动，直到八十年代的“清理三种人”，在判刑定案、政治处理上都比414头头们要严重许多，这也是事实。在造成双方重大死亡的具体人员的处理上，团派造成的命案都有相关人员服刑，但许恭生等人的死亡却没有追究414相关人员的责任。
团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上犯的错误，最后主要是由蒯大富来承担责任的。但414抓打团派干部陶森等人，为4.23武斗的发生“点炮”，却没有人承担责任。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推倒二校门，组织中学老红卫兵们抓打清华各级党政干部的行为，虽然没有人承担责任，但至少当事人还承认“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比陈楚三那毫无自责的“点灯”说，要强很多。
清华两派斗争中的很多真相，由于工宣队的派性和形势的发展而被掩盖了。这也在414头头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没有什么大错误，甚至“一贯正确”，今天反思起来也特别困难。但事实真相只能一时掩盖，不能永远掩盖。工宣队的派性遗毒，是造成清华两派凡是遇到具体问题就难以沟通、无法和解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遗毒现在还继续存在着，清理它，同样是非常艰难的。
2、陈楚三说：“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逮捕罗、文、李、饶；⑵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⑶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陈楚三接着说：“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的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于是陈楚三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他又问我：“我不知道育延学妹希望老四怎样‘妥协’，……也许，育延学妹希望老四的‘妥协’是接受蒯大富的这四条？”
陈楚三还直接表态：“调查组里有蒯大富，如果换作我，也一定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 ‘调解’。”
陈楚三的话很明确：①414不能按“蒯四条”停止武斗，因为“这是强盗的逻辑”，不能按此妥协。②调查组里“因有蒯大富在内”，因此，他及414都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调解”。
如此，414武斗打下去是“被迫”的。
在这里，我只问陈楚三两个问题：
第一、有哪一次谈判是以“蒯四条”为依据进行的？“蒯四条”肯定是错误的，但你根据哪件事实说“团派一直以这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如果你能找到以“蒯四条”来调解清华武斗的谈判文件，请你出示这份史料，以免我们再去“追寻”。
令人不解的是，你拿1968年7月份的“蒯四条”来质问韩爱晶1968年5月份的调解：“知道蒯四条吗？”是否你的时空产生了错乱？
事实是，一旦爆发武斗，双方就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你骂我“蒯匪”，我指你“反革命”，谁都不会降调。你用不着拿那些虚妄的理由来为你积极武斗、“不能妥协”作辩解。
第二、至于414掌权的头头们是不是想停止武斗，是不是在做停止武斗的努力，只要看沈如槐书中描述的事实和陈楚三文章中的理由，就可以知道了。
事实是：在清华百日武斗中，414头头们指挥战斗，动员群众，制造武器，抢粮抢车，修筑工事，抓打俘虏等等武斗全过程的那些事都做过，与团派武斗的全过程完全可以PK。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双方没进行“停战谈判”。按陈楚三的说法，那是因为调停人“没见到沈如槐”，况且抓斗陶森点燃武斗最后一根引线的举动是正常的“点灯”行为，不能妥协的缘由是因为7月份有了“蒯四条”，那“强盗的逻辑”是不能接受的。而“有蒯大富在内”的武斗调停组也是必须拒绝的。
我因此再问陈楚三：你讲了那么多理由，无非是想说明414是“不得不”打下去的。且不论你提的那些理由能否成立，是否有理，但双方毫不妥协地继续打下去，坚持武斗了百日已成为事实。我现在只想知道武斗打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从414一方来理解，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吗？不是，否则不会在新主楼焊门窗、挖沟、修工事，用国家的设备、原材料制造武器，甚至为突围而炸高压线破坏国家财产。
那么武斗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吗？也不是，否则不会在双方死了那么多青年学子的情况下，还不肯停止，头头们反而继续动员，“咬牙坚持”打下去。从势均力敌，打到强弱分明，还不肯罢手。
这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了保住各自的山头不被灭掉，才会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于不顾。这一点，双方都一样。
武斗开始时，双方都确有不少人是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真心为保卫毛主席路线而战斗，那时也都高喊革命口号，冲锋在前，不怕伤亡。但很快，“文攻武卫”变味了。特别是双方伤亡众多以致武斗升级后，派性急剧升温为相互谩骂与中伤，革命口号只拿来攻击对方。最后强势的一方一心想打垮弱势的一方，而弱势的一方，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山头，东山再起，最差也要打个平手，同归于尽。
这是什么样的战争？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没有公平可言。停止武斗，同意妥协，无非是山头平了，损失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对国家和人民只有好处。中央提出无条件停止武斗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祸国殃民，是无可饶恕的，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都是错误的，这对两派头头都一样。现在团派若有人为武斗辩解，我照样会坚决反对的。
清华百日武斗中，双方都有优秀的清华学子丧生，令人痛心和惋惜。对此，我曾有过切身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5.30大战中许恭生的去世。因为这次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他悲痛的家人。
那时我刚刚从科学馆被放出，在静斋养病。许恭生是我在5月19号被414抓进科学馆之前认识的，当时他作为东区司令参加过总部会。蒯大富告诉我，许恭生是高校击剑冠军，拼长矛一个人可以对付三个人。但许恭生在操练下属的时候，从来都是教人如何打跑对方，从未教人如何致死对方。没想到5.30一仗，他却在掩护同伴撤退时跌倒，最先被宿长忠带队的414武斗人员扎了二十多矛致死。这在当时的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来往谈论的，都是这件事。静斋当天笼罩着浓浓的报仇气氛。因此5.30东区浴室一仗，双方都打得非常残酷和激烈。
许恭生出事后，团派立即打电报给他母亲，只说他病重，叫速来北京。当时不敢告诉她许恭生的死讯，因为许恭生生前曾与同学讲起，说他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如果他死了，他母亲也活不下去。果真，在火车站，当许恭生的母亲看到接车的团派同学手臂上带着黑纱，当时就想寻死。被拉住后，嚎啕大哭了好几天。因为与我同住静斋，她绝望的哭声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虽有许恭生的妹妹和团派同学极力劝慰，但到许恭生追悼会后，他母亲在静斋拿到儿子的骨灰盒，当场抱着骨灰盒大哭，用头往墙边的柜子上撞去，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那种作为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我永生难忘，至今一想起，都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看到这种悲痛的场面了，所以更加坚决地反对武斗。后来我对自己当初参与过武斗一直很自责。在以后的任何一次“清理整顿”的运动中，我都对曾经赞同过武斗作了检讨。我深切感到，对武斗中的伤亡，双方头头们应该作的，首先是自责和悔恨，而不是仇恨对方，指责对方，开脱自己。参加和指挥武斗，本身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也因此，当我现在看到还有人在为武斗辩解，说什么抓人打人是“点灯”的正常行为，文过饰非地为自己找各种理由，没有一点自责和悔恨，就感到不可理喻和无法容忍。因为这是对双方已逝去生命的漠视！你纵然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武斗的发生和延续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必须检讨的。更何况你自己还有重大的责任在身。四十年前若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年轻，未经世事，身在派性的迷惘之中，还情有可原。四十年后，已过耳顺之年，还是那么不明是非曲直，确实就不可原谅了！
二、就《追寻记》本身谈一点体会 这次《追寻记》是当年清华大学414总部中态度较温和的孙怒涛主持的一次网上讨论，我因提供了部分资料而偶然参与其中，与主持人有了网上的交流，因而想谈一点体会。
1、《追寻记》没有逃脱派性的可笑结尾
我看到《追寻记》在最后一节“原点断点”中说：“原414派的主要头头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还有病中的汲鹏，无不对这样的‘史实’表示强烈的质疑。这在派战之后的四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时，我忽然想笑，因为我似乎看到了40多年前派头头们整整齐齐地围坐在一起，表情严肃地讨论着有关本派的重大事项，那集体亮相“表现团结一致”的情景又再现了！只不过现在技术先进，只需用电子邮件就可以统一思想了。我能理解，在文革头两年，曾经处于过弱势地位的一方，是会很自然地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只是这种习惯，过了四十多年还没有改变，遇事不管别人看重不看重，自己都特别敏感，生怕影响本派形象。这似乎又有些不可理解了。在派性联盟问题上，原团派总部已经彻底崩溃了。现在原团派总部委员们对派性联盟没有兴趣，有的人远离派性，根本不想介入；有的人正在克服派性，去回忆或写出真实的历史。因此，再也不会去作那种文革中头头们“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无聊举动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群众，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从不回避彼此间的分歧，只是发表各自的观点而已。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人的思想的进步。
2、我对回忆历史的态度
《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在登出我的《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时，我欣赏他的勇气和大度，希望成为朋友。
他也曾发邮件给我，说：“很佩服你公开日记的勇气！希望能在文革的回忆、反思上，互相支持、帮助！”我也同意。
纵然有不满，我还是很欣赏他说的“真相归真相，老四归老四”，我相信，他也想作到。
我也同样表态，我会作到“真相归真相，老团归老团”的。公布我的四篇日记，加上1967年9月24日的共五篇日记，指出双方在大联合中的错误，重点讲了团派部分人的失误，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我有决心推开派性的大门，首先从团派开始（其实，自李自茂发文记述5.30武斗就已经开始了）。不管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能动摇我写出真实历史的决心。我绝不会姑息任何一方，包括我自己的错误。也不怕讲出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即便它可能会触及到我的朋友。但这层伤疤总是要揭的，否则你永远不会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真谛。一个人只要襟怀坦白，他就会有勇气，我希望能用我的实际行动促进两派头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也希望两派和解，以便更好地反思文革。
每个人写历史，写回忆录，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包括：笔记、日记、照片、信件和记忆等。我四十年前的笔记日记，是我对历史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真实的记载是不会欺骗我自己的，因此也是我回忆的依据。我不需要别人认可，也不需要与别人“对口径”，更不需要“统一思想”。我对于为了满足“派性”这点可耻的小私心，就毁掉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作法，非常鄙视。别人说过的，甚至是权威说过的，我都会根据自己的真实记录和材料来审视，如果认为不符，我照样会颠覆他们的结论，因为我希望尊重历史。
顺便提一句，感谢陈楚三学长称赞我的日记“很生动”，但指出的“片面性”我无法接受，也无法改正。因为写日记不是给领导写总结，不需要克服片面性。如果楚三学长有四十年前“不片面”的真实日记，特别是坐镇科学馆几个月里的“全面”日记，请拿来我们欣赏一下！
我可以明显地感到，团派头头过去内部分歧虽然尖锐，但现在言论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受到内部什么“压力”。这与原团派，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多数委员，尽量在克服派性，进行思考和反省有关。卢沟桥小聚会最后一天，我们去看望患病的汲鹏时，我和蒯大富聊起，说我的回忆录中会写到团派内部的纷争，蒯大富马上表态：“写，就该写！”看来真正想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能实事求是。也因此，团派总部多数人能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质疑。我的日记现阶段被平和地接受，也使我感到了这一点。当然，还应作很多努力，但只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就是人的思想的进步。
所以当我看到，414有些头头还和以往一样，抱得很紧，只要一有不同意见出来，或揭示了本派的短处，就会有一些人指责他，孤立他，给他压力，说明派性太顽固太强。因此，要想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周××和邱××被排斥的遭遇，就是例子。在组织卢沟桥小聚会时，当有人向我提出说：414“铁三角”领导层中，有沈如槐、陈楚三和她，观点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而邱××什么都不是，卢沟桥小聚会若邱××来，她就不来时，我不屑一顾。本来邱××编写《大事日志》就是光明正大和有益的事嘛，凭什么打击人家？谁都不来我也会请邱××来！我不在乎你原来是多大的头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领袖”情结。因此，我在卢沟桥小聚会的说明函中特别加了一句：“凡参加此次聚会者，不分派别，不分大小头头及普通百姓，只要坐在这里，就都只是校友和朋友，一律平等讨论，希望能畅所欲言，聊天愉快！”这会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则。
三、谈谈卢沟桥小聚会 谈到今年4月25日至27日的三天卢沟桥小聚会，我很有几点感受。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原团派保卫部长崔兆喜本没有打算来，但原414总部的孙怒涛和蒋南峰特别表示了希望见到他，因此我专门打电话转告了他们的话。我跟崔兆喜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组织两派的积极分子聚会，是借百年校庆，大家都回校的时间，这种机会以后不多了。如果想见见老朋友，可以趁这一次。这句话打动了崔兆喜，他立即买了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票，25日晨，小聚会的第一天就早早来到了卢沟桥。
在小聚会上，崔兆喜带来了他专门找佛门方丈开了光的佛珠手串，每人送了一个，表示了他与人为善的诚心。他一见陈楚三，就拉着他过来，按在椅子上，向他鞠躬道歉，对文革中抓打他的行为承认了错误。他与蒋南峰等原414头头们真情交谈。他还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两派当年的“派歌”，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欢笑之间，将过去的恩恩怨怨抛于脑后。26日晚，大家聚餐，有些人因为有别的活动陆续离开，每当握手道别时，我看见崔兆喜都非常动情，不断地用纸巾擦拭眼角上自然流出的泪水。27日一早，崔兆喜离京之前与孙耘夫妇去看望汲鹏。他和汲鹏在校时是两派的“对立面”，但毕业之后在邯郸共处过一段时间，关系很好，曾戏言作儿女亲家。这次见到汲鹏形容憔悴，非常难过。孙耘告诉我，从汲鹏的病房出来，当电梯门关上时，崔兆喜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我相信崔兆喜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是不会有遗憾的，因为他真正偿还了心中所有的亏欠，他的内心是澄明的！
对比之下，我实在有几句话想跟陈楚三说：当崔兆喜真诚地向你鞠躬道歉，当孙铮、孙耘夫妇特地将此镜头制作在光盘上，当他们对两派的和解表示了很大的诚意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想的？当然，你在小聚会后表态说：“在我心里早就原谅他们了。”
但在清华武斗期间，你在科学馆坐镇几个月（你自己也说“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虽不及王永县的卫戍司令名正言顺，但你却是414的“副政治委员”，在科学馆中应算是414的最高领导了。我和叶志江，还有陶森、杨立人等不少人，都在科学馆被你们抓过打过，你却从来没有对此表过态，或道过歉。殴打被抓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与你是不是“卫戍司令”无关，只是因为被抓打的人中，有人在科学馆亲眼见到了你，还与你对了话，随即便挨了打，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别人不会对你提什么要求，但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你就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吗？你不觉得自己首先要作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应当求得别人的原谅吗？武斗前，为什么抓陶森进科学馆？你在科学馆是不是决策者之一？武斗起因和坚持打下去，你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一点反省精神也没有？这是对历史负责任吗？这能真正使两派和解吗？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如沈如槐。至少我在沈如槐的书中，还能看到他敢于承认他所知道的部分科学馆打人的事实，看到他能写出一些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这也使我对他有一分尊敬。
消除派性，关键在头头。文革中，两派群众多数还是要求大联合、反对武斗的。当初煽动和组织武斗、坚持武斗的，是少数头头。到现在对派性最敏感的，仍然是头头，或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或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正是部分头头不能消除派性的关键。但最根本的，是缺乏反省精神，对自己的错误一点认识也没有，才是坚持派性的根源。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和孙怒涛的《追寻记》，使我对许多人和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韩爱晶原本只是一个北航学生，由于他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很自然地介入过清华运动。他在清华没有任何个人的诉求和山头利益，但却一直非常努力地在促进清华大联合和制止武斗。他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即使过了四十多年，他还在为当年“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一个外校学生，尚且有这样的心境。而作为我们清华本校的学子，明明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积极参加了武斗，指挥了武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现在非但没有一句悔恨和自责的话，还找出各种理由处处为自己辩解。对比思想境界，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现在回忆历史，写出历史，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辩清自己，也不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对方，而是在双方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各自多反省。是为了能总结文革，为了消除派性，共同反思，从心和解。这必然会触及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暴露出自己的缺陷。希望不要“叶公好龙”，又想写出真历史，又怕触及到自己的痛处。结果使回忆历史的文章，变成了为自己错误开脱的辩词，背离了我们回顾历史的初衷，也起不到警示后人的作用。我愿意看到，更多的回忆文章是在尊重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反省自己，反思文革，能站得更高些。这就是我写《育延有话》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写回忆录的基本宗旨。
原载〈记忆〉第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