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风雨路

【文革遗产研究】

自相矛盾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五

顾  土

文 革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自相矛盾的“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一概无法自圆其说。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从未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绝大多数人甚至连最起 码的逻辑思维都不具备，所以，文革得以顺利发动，成功延伸，不断进行，而且深入人心，其思想遗产绵延不绝，至今还能不时“发扬光大”。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 头脑的人，或者说稍稍经过一点逻辑训练的人，在文革中，都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执著的人当然就会愤然反抗，比如张志新，比如遇罗克；处于文革 权力旋涡之中的人则难免痛苦与矛盾；狡诈的人不妨将自己的人格一分为二。当然，这些人都属于极少数。

德 国的纳粹思想虽然祸害人类，但是，其空间扩张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和种族血统纯粹论，以及为推行这些主张、理论、主义而实施的专 制独裁，在德意志民族那里也有自圆其说的一面，所以煽动起全德意志的人民；“你撒了个弥天大谎，并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深信不疑。”戈培尔的这句名言，在 现实社会中也不能不说的确是个事实。第三帝国的思想和文化来源，从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特莱希克到尼采、海德格尔、瓦格纳等人，他们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创 造是智慧的结晶，至今仍在影响我们。他们强调总体、强调国家的一面，不能不说也是一些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选择。中国文革与德国纳粹相比，相同的是，文革同样 可以鼓动起全国人民；不同的是，文革的思想、行为，从表到里，无一不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其自相矛盾的习惯延续至今，仍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的尴尬。

《国际歌》和《东方红》是整个文革中全国人民必唱的歌曲，文革最高潮时还达到了天天唱的地步。直至1978年，在思想解放的启发下，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两首歌曲的内容原来截然相反，互相矛盾，根本对立。由这两首歌曲并行高歌的过程即可以看出文革期间中国人的思维状况。

资产阶级代理人从何而来

马 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句话在文革中家喻户晓；马列主义也是文革中最为普及的词语，无处不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更是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必读之物。可是， 凡是读懂这些著述的人，凡是用这些著述中表达的思想去分析现实中国的人，都不能不怀疑直至反对文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文革，文革 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怪不得张春桥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 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在 几十年中国的政治话语里，修正与发展的使用频率最高，但界限也最为含混，究竟什么是修正？什么又是发展？其实，修正就是与原来的有所不同，而发展也是与最 初的不大一样，两者没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修正是指责别人，发展是自我标榜。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修正还意味着被打倒、被批臭、被清洗，而发展 则成了“四个伟大”。

文 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口号贯穿文革始终。如果说中国有王朝复辟、君主复辟、封建主义复辟、半殖民地复辟、专制制度复辟的危险，都还合乎情 理，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资本主义的时期，这是中共一向都承认的历史事实，在文革的历史表述中也没有改变这一提法。而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有定论: “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 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可见，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在《五一六通知》中表达非常明确。难以说通的是，中国根本没有进入过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里，尽管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培育的资产阶级数量也极少，1949年 以后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那么多的代理人不知从何而来？如果说少数知识分子和中共领导人曾留过西洋，去过日本，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也还说得过去，可 是，文革中揪出的大多数人根本没见过资本主义，连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这样有点资本主义模样的大城市都没去生活过，从他们的经历、环境和受教育背景来 看，想走的话也是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道路，或者称回头路。叫他们是地主、小农和手工业者的代理人，或者说他们是军阀、土匪的代理人，远比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更具说服力，起码在1949年之前，他们与这些阶层和人物更为贴近。

资产阶级发育自前资本主义时期，第一代资产阶级也没见过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样，但是，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却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1949年以前的中国商品经济并不发达，1949年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也由于长时间物资的极度匮乏，票证制度掌控一切，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基本处于消亡状态。所以说，1949年前的资产阶级很脆弱，其后根本就不可能再产生资产阶级，经过改造之后剩下的那些资产阶级不是夹着尾巴就是红得发紫，早就不成气候了。退一步讲，即便有一些人，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向往民主制度，1957年 也已经被超额且“扩大”地扫荡干净，沦为社会监控对象，不可能形成任何威胁。可是，文革一开始就宣称中共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大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并且揪 出了大量走资派，文革中又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说法，文革后期还发明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将工资制，将普遍贫困中的微弱差别，都当作了资产 阶级产生的温床。这种凭空产生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既不合乎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所信仰的唯物主义。至于当时的极少数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享受 了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住房、出行和物资特供待遇，也未必就一定成为资产阶级，因为特权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而且，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都在享用这一 特权，他们并没有将他们自己也划归资产阶级之列。

文 革之所以要以资产阶级为目标，在于所遵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只能对准资产阶级，如果是反对前资本主义的话，依照当时的历史话语，就成了民 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了。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的叙述已成定论，无法超越；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斗争，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范畴。文革 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诩，所以其思想不能不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问题，不能不“创造性”地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谈及的事情。

对唯物主义的最大反动

自相矛盾，在文革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表现在一切领域。

马 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文革的基本词语，人人每天不离口，连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辛亥革命，中国打倒了皇帝，也就是说打倒了万岁，从此进入了共和。“喊万岁， 是人类文明的堕落”，这是政治学家张奚若的话。但是，喊万岁在文革前已经十分普及，在文革中更是达到极致，发展到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地步， 超过了历朝历代。语录、像章、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言不离“毛主席说”，在文革中也是登峰造极，可谓集古今中外个人崇拜之大成。这些极度的个人崇拜，比 资本主义都落后，不但全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对唯物主义的最大反动。

上 山下乡，是一场文革前已经开始，文革中进入癫狂状态的人口大迁徙，初中生、高中生、市民纷纷远离城镇，带着户籍，或奔赴边疆或返回原籍或移居贫困乡村落 户，成为农业户口。这场迁徙，当初的宣传非常明确，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炼一颗红心；但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还有一句口号也叫得非常响亮， 叫做“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两种说法实际互相矛盾，连世代居住当地的那些“教育者”都改变不了的落后面貌，“受教育者”又如何去改变呢？连自己的落后 面貌都无法改变的群体，凭什么去教育别人？

去农村接受锻炼，在文革前已经时兴，文革时更成为必须，学校师生、机关人员、科学院所的研究者及其家庭，或长期或短期，无不经历过这道体力劳动关。锻炼的原因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罪名，称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劳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969年 我们全家下放江西余江县，一年以后，当地的农民都夸奖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农活手艺高，南瓜种得棒，超过了老表。与我父亲同屋而住的冯其庸先生也告诉 我，少年时代，他白天干农活儿，夜晚在蚊帐里读书。中国是个农耕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许多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原本出自农民家庭，农田劳作是生活的一 部分；1949年 前，除了极少数大户人家外，多数殷实和小康农民的家庭，老老少少也都下地干活儿，毛泽东的家庭最具说服力；而且，干农活儿并不难，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多数人 的本事，即使不会农活儿的人，也是一学就会，如果有知识有文化的话，技术可能还高出一般农民。这原本是个常识，只是在那个年月被彻底歪曲了。我曾随工人去 农村支农，在南北乡村都干过农活儿，终于明白，原来生长在城市的工人也是五谷不分，北方农民不会南方农活儿，南方农民照样不懂北方农活儿，就好像农民不会 工业生产、工人不会教书那样。实践出真知，这是文革的日常用语，可是，在判断时却又是反其道而行之。

着 军装的比不着军装的革命，军人比非军人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文革中最通行的一种用人尺度，直至出现现役军人接管政权、全国各界争穿军装的场面。文 革初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现役军人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进了政治局；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多半成了现役军人；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 军队将领接管地方政权；支左时，大量下级军官又掌握了学校、机关、厂矿。其实，那些不穿军装的中共干部十几年前大多也是军人，有的是红军、八路军、新四 军，有的是解放军或是游击队，怎么脱下戎装十几年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如果不离开部队，命运是否就可以相反？我的父母所在学校无论教授还是领导大 多是中共老党员，参加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不在少数，当一批师团职军宣队员进驻后，有人就议论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不服从组织分配，留在 部队，现在不也成了军宣队吗？凭入伍资历，肯定还是军宣队领导呢！老军人不如新军人，退役军人不如现役军人，经历战争洗礼时间长的不如时间短的，这样的文 革思路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文 革中，读书越多，学历越高，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或是干脆就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我们这些中学生也不断被告诫要好好改造思想，向工农兵学习。所 谓工农兵，就是那些读书少、学历低，或者目不识丁的人，依照当时的话语，他们才是最高尚最干净最有觉悟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说法。既然学校是培 养资产阶级的地方，何不干脆将所有学校撤消，由文盲直接去当工农兵，岂不省事？何必先灌输知识，培育成资产阶级，再费力去改造！尤其是那些来自乡镇的学 子，原本就是农民，花费很多力气和资财，拐了个大弯，结果又转回到起点。

一场文革下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清洗，其后果，除一个人无比正确无比英明无比革命以外，几乎所有和他一同打江山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右倾、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的结局只能得出一种结论，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和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的反右等政治运动，原来是在伟大领袖一人英明领导之下，由一大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持操纵下进行的。如是结论，使文革与前文革的政治运动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因为承认了文革，就必须抹杀过去；承认过去，则不能不质疑文革。

我们从没有接受过理性洗礼

自相矛盾，在文革中无处不在，绝大多数人浑然不觉，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进行过理性洗礼的结果。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去思索这些矛盾，也不会通过这些矛盾去怀疑文革。

最高权威是终极标准

对 于一个没有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自相矛盾不被怀疑的最大保障就是绝对的最高权威、不容质疑的精神领袖，这是社会价值的最后依托，也是是非判断的终极标准。 林彪事件之后，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回顾中共九大时林彪如日中天的情景，都会察觉出其中的荒谬和虚假，都会因此怀疑并反对文革，动摇当权者的威权。但 是，事实是，文革不但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林彪事件顺利地纳入文革的运行轨道，将林彪之死也当作文革的胜利果实。对文革最不利的一次事件，却可以转而增加了 文革必要性的砝码，进而增强了文革的合理性，这在理性社会根本不可思议，但当人们绝对信服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一切以最终权威的意志为准时，所有荒唐和不合 理都不妨自然化解，还可以成为伟大权威更加伟大的合理注解。苏联与中国不同的是，斯大林之外，还有一个更高权威列宁，列宁活到了十月革命以后，而列宁的权 威又是有限的，因此，否定斯大林比较容易。德国尽管是一个经受过理性洗礼的国家，但纳粹依然能够上台并树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希特勒，这在于，纳粹所做的一 切都以德意志民族利益为号召，有自圆其说的一面，在纳粹理论中，无论对外侵略扩张还是屠杀犹太民族，与这一利益并不矛盾。然而，文革对民族利益、国家利 益，甚至对中共执政利益都看不出有任何好处，自相矛盾处比比皆是，却畅行无阻十几年，这证明，中国的理性之微弱，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最高权威之强 大，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可以说，中国社会是二十世纪无理性的典型，苏联是半理性的典型，而德国则是理性负面的典型。

艺术思维等于大跳跃

除了接受者的无理性之外，自相矛盾也与文革中畅行的艺术思维方式有关。

文 革中的最高统治者和一些当红人物，偏好文艺。他们的思维，说文雅一点，叫浪漫主义，说白了，就是大跳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缺乏逻辑，没有推论。他们思 考问题、品评是非，都是两极化，走极端，不顾前后，不计过程，此一时彼一时。林彪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到“发动反革命政变”不足两年，这两年是 他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没有人能说清；陈伯达从毛泽东秘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下变成“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一 贯反共”，究竟是他隐蔽太深，还是别人太糊涂，或是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也没有人深究。江青在被审判时有句名言，“你们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这 也是文革中的通行方式。

艺 术思维与理性思维截然相反，可以夸张，不妨跳跃，以动感取胜，随意延伸亦无不可，最好还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所以，这样的思维特别适合鼓动大众，因为大众的 情绪从来都是非理性的，比较容易接纳形象，排斥概念、判断、推理。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首歌，一首诗、一篇檄文，比理性著述更容易掀起革命，鼓动争端。文 革中用形象思维描绘政治斗争是一大景致，这对没有理性的群众来说带有极强的煽惑力，现场感特别突出。一提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人们记住的就是一小撮反革命修 正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败坏林彪的形象，这首顺口溜可以说超过了任何理性说 辞；而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语录歌，更是深入人心，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亲近效应。“打着红旗反红旗”、“跳梁小丑”、“残渣余孽”、“牛鬼蛇 神”、“阎王殿”、“两面派”、“黑五类”、“一小撮”、“大毒草”、“小爬虫”、“内奸”、“走狗”、“掺沙子”、“揭盖子”等等，充斥于文革政治话语 里的这些语汇，色彩浓厚，形象生动，充满了俚俗气和肢体动作，在大众脑海里留下鲜活的印象，十分轻易地就左右了大众的心理。文革中对人的批判斗争，固然残 酷凶恶，但戏剧成分很重，表演意识尤为明显，喷气式、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画漫画、叼破鞋、戴乒乓球项链等等，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将这种斗争都当成了大 舞台，舞台形象替代了一切。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形象中，只有黑白，没有是非，任何一个不具备理性思维的人，无不乖乖地被吸引。

领袖竟没有完整著述

很 难想象，文革，这场持续十几年，影响全世界，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命运，席卷社会各个角落，至今都左右着我们思想的特大政治风暴，尽管被说成是“继承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但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的最高权威，其思想所能显示的都是只言片语，没有任何著作阐述，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既无框架，也无体系，缺乏 一贯性，最长的不过是一张“大字报”，根本算不上理论文字。指导整个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东一句西一句，不但不知所云，莫名其 妙，而且出处和背景也含混不清。评论一部古典小说《水浒》的寥寥数语，就可以掀起一场运动；“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一块巴掌大的纸头，草 草几个字，就可以决定国家前途。看起来，这似乎不可思议，但群众一旦成为信众，尤其正处于高度亢奋中的信众，相比较那些大块理论著述而言，警句、预言、定 义、口号、台词式的语录体，恰恰更符合他们的心理。由领袖代他们思考，替他们指路，为他们判断，正是信众的特征，信众需要的就是方向指引、意志激励、行动 号召和斩钉截铁的结论。语录体的发号施令，无需推论，也不用顾及前因后果，所以，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当然也不会被轻易察觉。

诡辩论帮了一个大忙

明 明是唯心论，却高喊唯物主义，明明背离马克思主义，却天天学习马恩著作，这是文革期间自相矛盾得以掩饰的重要原因。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戈培尔的名 言中衍生出来的这条定律，在文革期间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中的红人，仅仅从他们由盛至衰的过程里就已经暴露出文革 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所有舆论工具千百遍的宣教以及各种文件的反复学习，使多数人不能不接受了与文革思路相一致的说法，信以为真。此外，诡辩论的普及，也使 所有的自相矛盾都被合理地解释过去。

文 革中，中国人的各种政治学习达到最高潮，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专门的学习时间，一切都可以为政治学习让路，机关可以不办公，商店可以不营业，工厂可以不生 产。辩证法，应该说是文革学习的一大成果，几乎所有人，包括中学生，都在大讲特讲唯物辩正法。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政治学习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天天读报 纸，学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文章，从报章上面，老师和同学们学会了用哲学讲话，好像什么都是“一分为二”，总是用“事情没有绝对的”这句话解说一切。需要批判 一个人了，用一分为二，那个人的缺陷便被无限放大；需要赞美了，也不妨用一分为二，那个人的长处又被尽力夸张。因此，他们的大批判和讲用稿永远都有理。一 位政治老师，只要我们同学争论问题，他都用“没有绝对的”来分析各方的观点，结果，同学总是没理，老师老是有理。因为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没错。直至最 近，他年届80，同学和他讨论问题，他依然如此。你说自由，他说没有绝对的，你说民主，他说没有绝对的，你说公 正，他又说没有绝对的，你说平等，他还说没有绝对的。同学们都已一把年纪，最终还是错的，老师总是正确。老师之所以正确，因为“事情没有绝对的”实际是个 伪命题，既然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人所说的问题显然都是以相对为前提，既然根本就没有绝对的，那“没有绝对的”也就没有必要被重复。“事情没有绝 对的”这一命题的虚伪性自文革以来一直未被点破，因此近来又被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用来当作不平等、不公正、贫富日益分化的辩护辞，还真蒙住了不少 人，以为他们确实有理。

陈晓文

2010年初，重庆“红卫兵墓园”被列入重庆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报道中，对该处墓葬人数确定为573人。该数字可能来源于当年有条件接触、汇总造墓信息的知情者。但它只能作为现在确定墓葬人数的参照起点，不能作为现成结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现存的围墙没有把当年的所有墓茔全部围进来，其范围小于当年墓葬实际；二，有极个别墓茔有被移葬出去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在573人的数字里被扣除。

（右图：墓园一角。刘庆丰摄）

我在1995年发表的《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中（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8月号），根据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统计出这里实际墓葬的死亡人数是345人（包括实有人名累加和碑文风化的空格占位累加两种情况）。每座墓平均安葬人数为3．75人。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平均安葬人数扣除25％的误差所得数值（2．81人／墓）相乘，估计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数字，确认此地共掩埋404名武斗死难者。

后来考虑到该文仅从负的方向考虑了误差，没有从正的方向考虑误差，实际上404人只是该墓的一个下限数字（上限应该是443人）。也就是说，这里的武斗死难者最少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而持平的数字是424人。减去11号墓（均系笔者为记叙方便所做的编号）叶申明“死于烧伤”和32号墓杨宏柱、46号墓谭德林“不幸病故”的3人，埋在这里的武斗死难者应为421人。

2005年以后个人志愿者曾钟和2007年公园方面工作人员王友群、秦本志、李中华（受聘者）介入调查，得到大量口述材料。这一工作进展显著。他们提供的修正情况是墓葬总数为131座，增加有确切人名的4人（3墓），有造墓单位（3墓）和墓葬人数的累加有21人。

据此可以修正为，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8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70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包括实有人名累加、碑文风化的空格占位累加和口述材料累加三种情况）。每座墓平均安葬人数为3．78人。拿它乘以已不可考的33座墓，得到125人的数字。累加数字和推算数字相加为495人（中间数）。如果对推算数取+25％的误差，取值范围为+31人，应为464—526人。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一，1995年的计算扣除了确知不是死于武斗的3人，着重点是厘清埋在这里的武斗死难者；而本次修正计算没有做这种扣除，意在计算墓葬人数的总数（并不否认此墓包含了极少数不是直接死于武斗的人）。

二，曾钟对这样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大墓的数字容易被发现，小墓的数字容易湮灭，按统计推算可能把每座墓的平均数算大了。实际数字可能大大小于573人。从墓葬分布实际看，这一质疑不无道理。

三，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曾经埋有和现在实际葬有两个概念的区分上。要把该墓作为文物，这一区分和必要的审慎在田野考古学术规范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强调墓 葬人数的确立，要有完整的基础材料和合乎逻辑、可以验证的完整计算过程。这一方法的好处是透明，可以复核并且质疑，而持之有故的质疑能够修订计算，使工作 日臻完善。

【《记忆》特稿】

重庆815派文革墓群中的反到底派死者

韩平藻

重庆文革墓群原本是文革武斗中815派死难者的坟场。据笔者调查，其中至少有四位死者并非815派的“烈士”，有二位甚至还是身份明确的反到底派成员。

原重大815 战斗团的“殡葬连长”（同学们戏称为“尸长”）郑志胜在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8月20日傍晚，重大学生食堂的炊事工刘平治，被重大815的几个武斗人 员在审讯时捆死了。因是本校职工，许多人都认得，怕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郑受命将其尸体秘密处理掉，他便把刘当成“烈士”装进棺材。因刘平治的妻侄陈 汝福是与刘一起被抓到的，刘死了，陈活着，事情暴露了不好办，捆死刘的有关负责人就一不做二不休把陈也“处理”了，不留活口！郑又受命处理尸体，他把陈与 刘装进了同一口棺材中，次日埋到了沙坪公园墓地。刘平治文革初期参加了官办的工人纠察队（俗称“工纠”），属于“保皇派”，是815的对立面。陈汝福也可 以肯定不是815派成员。

陈的尸骨后来被郑充当反到底派河运校航锋的尸骨叫该校领走了。从郑的回忆可知，此前他曾在沙坪公园墓地中埋葬了一个死于中梁山武斗中的河运校航锋的成员。此外，在8 月25日，郑还在那里埋了一个重大815战斗团301武斗队的人要他帮忙处理的无名死者，郑知道那不是他们的“烈士”，因此也很可能是对立派的死者或被枪 杀的俘虏。当然这几个死者也就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墓碑。如不是“尸长”郑志胜在四十年后的回忆中交代出来，这只能成为永远的秘密。

另据笔者调查，在这片重庆815派的文革墓群中，还埋葬有一位身份明确的反到底成员，其命运与以上几位冤魂完全不同，且极富戏剧色彩。

朱本武，重庆字水中学初66级学生，文革中属反到底派。死于1968年3月8日参加815派攻打长寿县云台地区川东石油局反到底派的战斗中。

据朱的大哥朱本滔回忆说：

反到底观点的弟弟在家中，被他耍得好的字水中学815 派同学叫起就走，那时我们就住在市中区沧白路，离河边很近，他们马上就到千厮门码头上船直奔长寿。是去支援长寿云台地区川东石油局815派的战友。当时， 长寿反到底派有当地驻军（涪陵军分区）支持，815的就打不过反到底派，弟弟实际就是帮字水中学的815同学去打反到底。朱本武在进攻一栋楼时，冲进去就 没有出来。战斗在第二天结束，反到底被赶走，楼也垮了，在废墟中挖出了弟弟的尸体，他是头部中弹，估计他一冲进楼就中弹身亡。我接到他同学通知去长寿接他 回来，集中埋在了沙区公园这里。在埋葬时，其他815的死者战友、亲属听说朱本武是反到底的，认为不该埋在815的烈士陵园里，不准在此安葬，差点发生火 并。朱本武的815派兄弟伙坚称，“他虽然是反到底的，但是他是为我们815 战斗牺牲的，我们不能对不起他”……

我们一家分成两派，父亲和他是反到底的。我在沙坪坝供电局是815的。那时家里很穷，朱本武回江北（字水）学校都舍不得花5分船票钱坐轮渡，夏天他都是游泳过河上学。修坟也是长寿云台川东石油局815 出的钱，运动后期他们单位还找我出了个手续，说要做账。

2004年清明节，朱本滔还专门为弟弟刻了新的墓碑……

四十多年过去了，朱本武长眠在815的哥们中间。比起前述那几位死后还被隐姓埋名下葬，使亲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比起那些怀着同样宗教般的虔诚战死而死无葬身之地的反到底战友，朱本武能安葬于此，年年得到亲友的凭吊、祭奠，还算是幸运的。

1969年1月，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民众自建的武斗死难者墓群，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茔的修建。

据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长期专门研究的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统计，从1967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113座墓茔（据另一位墓群研究者、退休中学教师曾钟继陈晓文之后的调查，墓茔数量已经超出这个数字，有130余座）。其中，除去个别没有立碑或碑文已经风化湮灭的以外，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仍有碑文资料可考的92座墓中，安葬了345人，加上那不可考的墓中的死者，估计整个墓群共埋葬有约400名死难者（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这些死难者多为重庆大武斗的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196人中，最多者是20岁以下，占69人，其次是21—30岁，占66人。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60岁。（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166页）

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299位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占176人，其次是学生，占104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82人）。（出处同上）

在这片墓群中，埋葬死者最多的合葬墓茔，主要是工厂企业的，如生产枪支的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1位死者（其中有部分是该厂子弟校的中、小学生），生产坦克、装甲车的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7位死者，生产国防钢材的一○二钢厂（后更名特殊钢厂）二三○七革命工人造反团的墓茔埋葬有15位死者，生产炮弹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10位死者，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墓茔埋葬有16位死者，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金属兵团的墓茔埋葬有8位死者……（陈晓文收集整理的《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2005年5月4日在凯迪社区网站贴出，华夏知青论坛等网站转贴。2006年2月6日被封）因此，将这片以产业工人及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因红卫兵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而且，“红卫兵”又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它既指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各地党政领导仿效北京模式闻风而动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指各地向党政领导造反、夺权，后来有代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还指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在各中学一度取代原共青团组织的红卫兵（在小学则由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所以，笔者一直主张将这个地方称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简称“文革墓群”。

重庆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从1967年初即分裂为两大派，以后分别称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就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先是不准对方发表意见（“不准放毒”），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样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于是就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厮杀，最后就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重庆作为“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部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了大量常规兵器，其中有的是连当时的正规军都还没有配备，准备送到越南去支援打美国的。再加上当时的“支左”部队普遍对自己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抢夺武器采取“明抢暗送”的态度，于是两派各显神通，竞相抢夺国防企业成品库或部队军火库中的武器，有的还将国防企业的半成品武器组装、加工为成品，甚至自己生产武器（如重大八一五自制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得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不过这场“内战”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领袖，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在面对死亡时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呼喊着同样的“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因此这又是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奇特内战。

因重庆大武斗时期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控制区，沙坪公园这片墓群中安葬的死难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或其亲属，因此在这片墓群的许多墓碑上都塑有象征“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个图案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在办报时设计的，因其简洁明快，便于绘制，后来就成为八一五派通用的象征图案。

这片墓群中的墓碑的样式，有的是模仿古代墓碑，有的则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墓碑上那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的造反派与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的思想渊源。不少墓碑上除了刻有文革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泽东为死于抗日战争或国、共两党内战中的革命烈士的题词，以及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如“死难烈士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之类，套用的毛泽东题词，一般都是模仿的毛氏手迹。


图：一些墓碑上的革命口号在九十年代前期还清晰可辨。刘庆丰摄）

墓群中，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那座墓碑显得十分突出，这座多人合墓建成于大规模武斗暂时告一段落后的1967年10月，其碑文很有时代特色，全文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春华。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

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

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看环宇火样红。

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这大旗啊，我们高高举；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十月

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艾淑全烈士，男，河北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优秀共青团员，重庆三中抗大兵团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英勇牺牲，享年二十一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下午睡觉起来，刚到红专楼门口就听见说艾淑全死了。我根本没往那儿想，还以为是别人骗我的。一会儿后，“打渔船”回来了，抬下了艾淑全的尸体，一个个悲愤已极，向天连鸣数枪以致哀。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天晚上还好好地和我们谈天，谈论当前形势……

烈士遗体抬到会议室，人们都悲愤地低着头，站在旁边为他默哀。有的低低地哭泣，有轻轻的叹息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天在呼啸，地在动摇。大自然和战士的心灵正唱着一支悲壮的乐曲。我们冒着细雨在街上分头刷大标语：向李任死党讨还血债！

艾淑全烈士遗体躺在会议室桌上，他已换上了军装，手里拿着语录，还戴上了主席像章、胸章和袖章。他眼睁着，嘴微张着，像在说：我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李任死党斗垮斗臭，就是死不暝目。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昨晚一两点才睡。今早听说烈士家长来了，忙起身到兵团，才走拢，一阵悲愤的哭声传来，那是艾淑全烈士的妈妈、妹妹、爸爸、弟弟在哭。听到这凄悲的哭声，谁不动心流泪呀。艾淑全是我兵团负责人之一，又是革联会的专政委员会的常委，平常和同学玩得来，脸上总挂一丝笑容，同学都知道他工作踏实，认真积极负责。死了他，谁都觉得可惜。听说还要等他哥哥来才埋，这是最后一面哪！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艾淑全烈士的哥哥来了，他是天津大学的学生。他见了艾淑全烈士的遗体后，默哀了好久，摸了他，把自己的纪念章、袖章给他戴上了。这时，他爸爸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哥哥为了不让老人伤心，只背着老人流泪。看着这场面，谁不陪着掉泪呀！化悲痛为力量，一定得向李任死党讨还这笔血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昨天开了追悼会，烈士全家讲了话。烈士生前好友介绍了他生平。他很早就造反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打成反革命、暴徒、牛鬼蛇神，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压，那时他没屈服，为革命，四处奔波，他曾说过：“为了党，我愿献出一切。”现在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今天，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埋葬了烈士。烈士埋在沙坪公园，烈士墓里，我们向他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每人捧了一把泥沙，埋葬了烈士……

一个英雄倒下去，万杆红旗冲天起。英雄的死更多的唤起了受蒙蔽的群众，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愿将青春献给党。

（根据徐若丹日记原件录入，由徐若丹的妹妹、作家徐军提供）

当年可歌可泣，如今可悲可叹。这片墓群中的每一座墓里，都埋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墓群。

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

图：重大机械系67级机造四班部分同学1968年11月在重大“烈士陵园”碑下留影。黄肇炎提供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当年的大规模武斗中共死亡24人，24个风华正茂、热情单纯的大学生。1967年大规模武斗结束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校园内的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墓前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24位“烈士”的名字，刻了仿毛泽东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陵园进口处还竖了很大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悼念亡妻杨开慧和故友柳直荀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当年许多八一五派的同学毕业离校时都会来到这“烈士陵园”凭吊并合影留念，表达对死难同学的缅怀之情，并相许今后要经常回到这里来祭奠不幸早夭的同学。然而，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座陵园就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被平毁了。那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经满怀豪情地“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

值得庆幸的是，沙坪公园内的这一处“烈士”墓群没有被毁。尽管多年来不时会有它将被拆毁的消息引起舆论的关注，但是它毕竟远离闹市，所处地段实在偏僻，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开发热潮中也很难让人看到开发价值，再加上墓群数量大（上百座），安葬死者多（数百人），涉及家属亲友更多（其中既有事业成功人士也有下岗困难人群），因此开发商一般都不会去打这块地方的主意，免得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这片墓群的最后一批墓茔建成四十年之后，在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此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用了个不甚准确的“红卫兵墓园”的名称，但总算是将它正式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巴金老人呼吁多年而未能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实体性的“分馆”。

如今。这片墓群中的不少墓碑已经风化剥蚀，碑文字迹已经难于辨认。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和抢救已经刻不容缓。但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需要抢救的，还有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原载《记忆》第42期，五柳村2010年2月1日收到

疾风劲草之思

陶世龙

    2006年7月7日，是德坚第75个生日。到月末，7月29日，她复归自然整整九年了，比抗战八年还多了一年。

   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记忆，而是逐渐走出肝肠寸断的情感疼痛，转入理性的人生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活着的人该怎么办？正好不久前有位当年也到过鲤鱼洲和团河农场的网友陈先生留言，感人至深，钩起了许多沉淀的往事。今年的纪念文字，便从这里开始。

    这位网友在2006年5月15日留言说：

陶老先生：您好！
  35 年了，有一种强烈重返鲤鱼洲看看的愿望，无意中发现陶阿姨的“风雨人生”。陶阿姨是我非常敬佩的女性，在江西，在团河，弱小的身躯背着硕大的麻袋，挑着一 担担的土坯，给我留下深刻的映像。我在团河还帮助过她。那时候，我才10几岁。小时候，咱们住在清华一个区，您小女儿和我同一年级。刚刚才知道阿姨已经去 世，心中无比难过。一个令人十分敬佩的女性。祝你们全家幸福，身体健康！

    我当即回答：十分感谢您还记得她，我想要记住的不仅是她个人，而是那个年月的历史，不可忘却的全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教训。

    二十多天后，2006年6月7他又通过留言告诉我：
    “陶老先生：今天实现了我的一个夙愿，终于回到鲤鱼洲了。照了几张照片，跪在地上大哭了一场，有时间，我把照片发给您 。”

    感谢这位有心人！也看到精神的力量。尽管有的人企图让人们忘却那场灾难，不会如愿的。

    “弱小的身躯背着硕大的麻袋，挑着一担担的土坯”，的确如此。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她还上房铺瓦呢。她是那样瘦弱，体重经常才50公斤左右，于是得到一个外号“钢筋”。为什么能够做到？的确有精神的力量 ，人争一口气。她们运送的土坯比常见的砖块大得多， 还含有水，所以一块总有十多斤。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她每次也挑八块，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当她看到那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动不动整人的壮年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她甩下好远，她心里感到一种胜利的愉快。但无疑也是对生命的一种透支。

    比起来，她那个“干校”的环境比我们的要恶劣得多。北京地质学院的军工宣队在动员大家时，还特地说明，那里地处赣江支流上游，没有血吸虫，而鲤鱼洲却是下 游淤积处，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可迟群等偏偏要把清华、北大的人驱赶到那里去，使许多人染上此病。相比之下，地质学院的人虽然也对 军工宣队有很多意见，但也说他们还算有点良心。这位陈先生35年后回到鲤鱼洲，要跪在地上大哭一场，我体会就有哀当年之不幸，叹生命之卑微的 发泄。

    不仅是自然环境，人际环境差的更多，有的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鲁迅《狂人日记》 ）惟独缺少人性。因此我常常想象，假如我处在 她那环境中，会怎么样？

    历史不能假设，但现实可以比较。一比较，两人的差异就出来了。我是贝类，“设法把自己的灵魂用贝壳包裹起来。”（参见摩罗：我们是贝类）而她 总是敞开着心扉，以为别人都和她一样天真。在如何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关键时刻，她真的是在按大家都在讲的理想原则办事，言行如一，义无返顾，我则总是要瞻前顾后，犹疑难决。因为我早就熟知“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首著名的汉代童谣，我可以不要封侯，但又不愿落到死道边，而她则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心中有话就要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应该说还要早一点，和她一起分配到清华 的曹昌彬等同学，因对基层领导有些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曹昌彬好喝点酒，曾经在我家喝得半醉后发过一些牢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具体是些什么事早已记不得了，但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不用很高水平也能判断 出不是什么敌人在进攻。因此整风开始德坚来问我是什么看法时，我很明确地说，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她也是这样认识，但我没想到她竟 会代表所在党小组的党员到系工会组织的鸣放会上去发言。如果是我，不会去发言的，因为我知道如果给曹昌彬等定性的当权者还在台上，下面提意见要求他改，几 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本已认识到处理不当准备改，你从下面一提，他倒可能反而不改了。道理很简单，领导的威信。德坚不管这些，也不懂这些，就去说了，结果是五个同学成 了右派，自己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一九五七年是德坚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本来她符合清华用人的两大要求，听话，出活。这回没有听话，不能让她当干部和做政治工作了，从此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员，在有些人看来，这是断了腾达之路， 但她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在人上。

爆发

    德坚受到处分后，虽然仍认为她那些同学不是敌人，但总以为自己水平不高，上面是从全局出发，如此处理，总有道理。那时她对上面是从未怀疑的，高层遥远，只有文件报纸上的崇高形象，具体到清华大学，言必称蒋校长，到了崇拜的程度；蒋校长在办学上确实有一套，清华行政管理 的效率，在高校中是佼佼者。蒋校长知道业务的重要，搞的的是政治落实到业务，我也不认为是问题。但对他的一些提法如“红专化合”，和 对有些人或事的处理，实不以为然，早有微词。为此我们也有过争论，往往是最后以只能相信蒋校长而结束，在那段时间，她确实是驯服工具，专心业务，倒也平静过了好几年。

    如她所回忆，“尽管批判‘三家村’已升级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中共北京市委也已改组，清华园内干部们紧张地频繁开会，我却仍忙碌和陶醉于这防微震的研究，每天奔波于清华和北京光学仪器厂之间。” (一切都“黑”了)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把她拉回到现实，并呼唤她回到理想：“我少年时代的理想，也是我后来对********的理解，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不能再躲下去了）这一心路历程， 袒露在她的回忆录《风雨人生》 中。

    组织红教联本 是我的建议，所以我的家人曾埋怨，不推动她出去干这些事，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的确我也感到内疚，我有私心，因为当我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后，突然意外地被那位伟人一语扭转，衷心想为他所所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尽力。当然，也是为 了自己的理想。但这时我已被排除在外，无所用其力，德坚是我的另一半，她参加了也等于我半参加。原先我以为她不会去当头，也不可能当头，因为那时大家都已 熟知，枪要打的是出头鸟，像她有海外关系，一般都认为是不相宜的。谁知大家硬是要推选她。而这些人多本是清华园内政治地位低下的无告之民，她无法推卸这些 人对她的信任，而这群众一运动起来，人在其中是身不由己难以预料的。所以她虽是我的另一半，那是精神上的，在实际运作上只能是她独立判 断，独自承担了。

    她因此被关押、劳改或软禁长达近十年。的确吃了许多苦，但也显示了她 的高洁和坚韧不拔，卓然挺立于天地间的品行。天涯何处觅芳草？她就在这里，“生于高山之巅，而临百仞之渊。”

陈里宁事件

    从1968年2月21日康生点出德坚她们是“坏人”，被抓去关押开始，到迟群等接手将她打成没有参加516组织的“516分子”，“批林批孔”后又加戴 “现行******分子”的帽子，直至迟群等垮台，清华大学复查这些案件。“为陈里宁翻案”一事，虽然说法几经改变，始终是给她定罪的主要根据。事件经过 备见于德坚写的《风雨人生》，主要内容在“精神病？政治犯？”和“68.2.21”这两节中。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为陈里宁翻案”或“反对为陈里宁翻案”。都不过是政治棋盘中的一步棋，谁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再来争谁一贯正确，已无意义。但撇 开政治纷争的因素来看，“陈里宁事件”实 事关人权的大事，因为陈里宁不过是按正常渠道写了一封对高层人士提意见的信，是中国******党章给他的权利，却因而被逮捕，而且是秘密进 行的；再说如果他是神经病，罪名就不能成立，如果是******，就该依当时的法律处理，而不是送到精神病院。总之，“******”与“精神病”是无法 统一的。所以当她们在精神病院发现这个“******”后，我认为无论如何是个问题。

    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我首先考虑的是，怕对她不利。因为我知道这类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外人干预的，现在即使有中央文革表示支持，但他们为什么 不可以去调取陈的档案，而让她们去索取？稍有不慎，人家便能以此抓辫子；教职工一般岁数比较大，经历比较复杂，出身不好，要抓“一小撮”容易。

    所以我提出她们应该到此为止，让中央文革交学生红卫兵处理。但她认为，既然是我们发现的，为怕风险推给别人，情何以堪？事还没办，道义上先完了，而且她的 同事也已作好准备，义无返顾。我知道她们这些人中，不少在过去被人视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其实他们心的深处保有人类宝贵的良知，这时迸发出来了。无论这一 事件被各种政治人物如何玩弄，德坚 和她那些同事，为了维护一个无告的普通百姓（陈只有一老母，一女友而女友此时已离开）的公民权利，是必须肯定的。

    也许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按我的主意到此为止，个人会少受许多罪，而且不止是她，因此案被批斗、关押、审查、处理的人，少说也有十多人，代价不小，但如果 丢掉了精神，这个失落的价值该怎样算呢？我常常联想到十九世纪末发生在法国，有作家佐拉参与的挽救蒙冤的德 累孚斯行动，前后有十多个人为之牺牲，但法国人一直以之自豪，因为他们捍卫的不只是一条人命。而是社会的正义和良知。有人说法语的知识分子一词本来意含贬 义和侮辱。如果没有百年前的德 累孚斯案件，很可能就不会有上升为精神荣耀和社会良知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难道不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吗？我感到汗颜。人常说中国人只有五分 钟的热度，但我以为，那怕只有五分种也好 ，至少在这五分钟内还能闪耀出生命的火花，所以我是贝类。

抓516到批邓
 

    1970年开始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集团的运动，波及全国，打出"516分子数十万人，但至今仍是笔糊涂账，无人承担责任。清华大学是 用来创造经验的重点,德坚自然是重点的重点，不过此时她已到了鲤鱼洲，封锁消息，我对她那时的状况毫无所知，但从我所在的地质学院干校来看，可谓千古难见 的一场闹剧 ，今天看见他在主持斗争会义愤填膺地要别人交代是516，明天却见他在同一单位的斗争会上被清查；今天交代了是516，本来关押着的可以马上回家，而且 有的人随后还得到官职，马上投入抓别人的516；还有要妻子在台下揭发在批斗台上老公，何年何月何日让我加入了516，公开诱供；甚至在小孩子身上下工 夫，套出他们的话来作为弹药；还有车轮战术，24小时问话，听说有的人到最后已糊里糊涂，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516分子也越打越多。德坚在“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反革命516分子’”里让我们看到，在 鲤鱼洲的516分子坦白从宽大会上，主持人一讲，参加过516组织的人，只要自动坦白就没事了。马上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 是是她从来还未见过的场面，最后她才明白，这个大会原来是主要是冲着她来的，全场有节奏的大喊，“516！陶德坚！站起来！”然而她就是不站起来。 这时的她已不再轻信，威胁更是她从来所不畏惧。

    德坚在她的回忆录中说“ 批林彪又成为重点”， 不过看下去，这一回合对方已无可奈何，尽管他们可以借德坚的提问“前些年才把林彪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写进了党章，怎麽这麽快他就变得这麽坏？对他过去 在井岗山和解放战争那一段又怎样估计？他是一开始就是坏人，参加革命是钻进来的？还是后来权大了才变坏的？”开大会批判，说这是为林彪鸣冤叫屈，陶德坚是 林彪的社会基础。”但实在也做不出大的文章， 而由于林彪的挫折，迟群等人在清华也收敛了一阵，直到1973年冬天批林批孔开始才又活跃起来，并把德坚再次拿来作为他们批林批孔取取得的伟大战果：“揪 出了现行 ******分子陶德坚”，罪名是“为反动组织红教联翻案”，其实她从来没有承认过红教联是反动组织。此时再整她当然有原因，可是他们拿不出来。真正的原 因是我捅了漏子，当看出他们有意将一份批评迟群的大字报掩盖，便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留言，批评这种行为。第二天就出来一批大字报喊叫：“陶德坚的狗丈夫跳出 来了”，用以警告那些给迟群贴大字报的人。他们想通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整我未遂，便从德坚下手。这时何东昌也已被作为搞右倾复辟的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揪了出来，于是德坚又成了何东昌的社会基础。

    这次是我不该赤膊上阵了，但德坚倒不以为意，她已经锻炼出来了，所以后来清华大学批邓，专案组又来套她的话，并强迫她批邓，她就是不批，于是她又成了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但那帮人终究没能从她那里搞到什么把柄。

    此时我在武汉，比起来就不同，报上批三项指示为纲，尽管不久前还宣传过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我还听过传达湖北省领导人的报告，要大家重视小平同志的指示，他 可是平时管党政，战时统三军。但没多久又要大家转弯子，跟进批判邓小平，既然上面可如墙头草，我又何必较真。因此后来回到北京，我还曾埋怨，反正大家都在 批，你批一下又何妨，免得吃眼前亏。她的答案很简单，不说违心之言。细想一下，她这一辈子，吃亏就在这上头，但得人信任也在这上头，她也说了错话，作了错 事，但都是自己认为这样对才说才做的，即使那是上当受骗，但对她来说是当真的，因此，一旦明白过来，她会又按她认识到的的去做，而且非常执著。

    有时我想这是不是女性的特点，因执著于理想信念而献身者多为女性，而我就比她圆滑，还自以为聪明。

    但是再一想，如果大家都能像她那样真诚，批邓搞得起来吗？再早一些，反右派会是那样的结果吗？当然，在现实中真的实践起来，就会被枪打出头鸟。

    如果所有的鸟儿都同时飞起来，他打谁呢？这是我的期待，我想总有这一天。是不是？我的德坚。

陶世龙，2006年7月7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2006年7月7日五柳村制作发在五柳村国内版

2010年2月1日在本版重发

　　1967年主流媒体舆论一律、一个声音导向——造反!造反!造反，和今天的主流媒体舆论一律、一个声音导向——改革!改革!改革、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当年异议声音多见于死刑犯的罪证里，如今异议声音能见于网络里，说明社会真的进步了。

　　要谈四十多年前的“7.20”，就要谈毛泽东亲自领导指挥的“平民与权贵”的博弈。造反派的对立面是权贵——各级权力阶层，这各级权力阶层是毛 泽东亲手创建的，造反冲击各级权贵又是毛泽东倡导的;虽然他们风光不过十几个月，却要终身背负十年文革里的恶，早已万劫不复地被当局定在文革耻辱柱上， “造反派”成了牛鬼蛇神的代名词。但是，每个文革过来人把手放在心口上说句良心话，1967客观存在的对立两派，不都是哭着喊着把造反帽子往头上戴、唯恐 跟毛主席跟得不紧、唯恐批刘少奇批得不很、唯恐革命不彻底、比着效忠吗。

　　成立于1967年5月16日的武汉“百万雄师”，声称“成员120万人”。“武汉地区的党团员85%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自诩“最忠于毛主席”。 社会上的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科六个人中四个被划为“右”“中右”的人是造反派观点，科长和一个左派是百万雄师观点。我思忖，当官的和左派是最守纪律 最严谨的人、一向以服从组织命令为己任，没有得到上级组织指令，他们不可能会在社会上自发的形成号称百万的群体。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军队支持、以各单位人武保卫干部为主体的官办组织，那么是什么人组织了他们?喊着永远忠于毛主席，向毛泽东发难， 镇压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几十年后当年百万雄师头头回忆“7，20”说;：“当时我们和中央文革没有来往，我们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我们只和国务院中南组联 系，每晚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和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

　　四十年后听此实言，我欲哭无泪，如果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能像清朝末年、允许政权内的异议者办报、将此真相公开;如果党的喉舌不那么霸道，允许舆 论稍开一丝缝隙，允许质疑;当年这套“和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的班子不就有了公开异议政见的权利吗。都是共产党人，大家亮明自身政治主张，坐下来讨论协 商;老百姓不再被蒙在鼓里，何以会斗得动枪动炮血流成河啊。共产党人是先进分子，是心想人民的，不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锅煮，看似无比团结，又暗中使绊 子，弄得群众斗群众，这叫什么事哎。

　　官方一直重申：文化大革命中不同观点派别的群众组织，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传说中央对武汉问题指示：要陈再道不要再抓人，已经抓的要放。

　　陈再道是什么态度呢?亲自聆听他在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的党委书记曾悄悄对我们说：陈再道在会骂造反派都是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 人会投靠台湾，还说：湖北是共产党的天下，哪个龟儿子敢夺共产党的权，我们就用枪和他辩论。真是白痴，没想想一个阶级斗争警号长鸣的国家、二流子有那么大 的能量吗?他能不明白这些人是受毛主席支持的吗?

　　他的枪要指向谁，可想而知。到底是谁错了，是毛泽东还是陈再道。我想肯定是毛泽东错了，因为陈再道代表的是武汉地区“85%以上党团员”的意 愿，这些人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是不可战胜的。可是毛泽东是“神”不是“人”，他怎能错呢?毛泽东不能错，陈再道没有错，错的只能是受骗造反的那帮人了，谁 叫他们造反呢?而“造反”仅仅是造反者个人的错吗?

　　以各单位人武保卫干部为骨干力量的“百万雄师”，走上风起云涌的政治舞台，向“要颠覆现存次序”鼓动造反的毛泽东展现了它不屈的威力，街上满是手持长矛铁棍的人，不时有一卡车一卡车的车队，车上的人全站着，着头戴柳条帽，手拿长矛铁棍，轰轰隆隆地开过。

　　不得不承认，他们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阶级斗争战斗员，他们自命是“牛鬼蛇神”的克星，一点不夸张。一如大标语所示：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 神”全扫光。他们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最虔诚的追随者、最卖力的执行者，说他们是保刘少奇的，真是天大的冤枉，他们对刘少奇的政治路线最反 感，称刘少奇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他们的政治理念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老糊涂了，错把亲人当外人”。

　　百万雄师背靠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中国当权十七年的权贵势力，造反派代表的是创建权贵势力又要颠覆各级权贵势力的伟大领袖的意志。中国政治大舞 台是以省市的中舞台、和千千万万个工厂、学校、连队、公社机关、街道的小舞台为基础的。N个“百万雄师”——“85%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伟大领袖 毛泽东是这舞台的主人演出者，他们共同演出了一幕幕政治运动大剧。1949年——1966年，十七年威武雄壮，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 民公社、扫四旧、打牛鬼蛇神幕幕精彩;哪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明都是毛主席的路线。

　　突然，毛泽东发疯了，要砸戏班子换人，要台上的下台，要台下站着看的，换到台上来。但是，这不是戏剧舞台，谁上台唱唱也没关系。这是政治舞台， 一上一下包涵着不流血的战争——政治。于是，毛泽东把这“一上一下”，命名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号召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毛泽东要亲 手拆掉他的“戏班子”，重建新班底，挑战传统势力——身处权贵阶层的85%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中不少人手中还有枪。太可怕了，我突然感到毛泽东领 导的这场全党大换班的造反肯定要失败。毛泽东永远不会错，届时错的只能是造反的人了。我被自己的一闪念，吓得不轻，这闪念，一年后证实了，只是我没想到是 那么血腥。

　　时政在方方面面的“错位”，令我头晕目眩，常常冒出些杂乱无章的不详预感，面对时时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政治风云变换，我始终缺少安全感。有一种恐 惧的力量压迫着我：舆论一律，没有法，没有制约，没有评判标准，全凭皇帝的金口，这金口又是多变，即令不变，执行者不同、解释理解也不同。对“左”的恐惧 与生俱来跟随着我，“左”永远是赢家，永远不会受到清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替罪羊，哪怕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名的替罪 羊，戏还是照演，下一次“左”祸照来不误。

　　好在我顶头上的这片“天”，给了我们暂时的宽松安宁，设计院的“夺权”——归权党委书记院长，与社会上喧嚣的“夺权”，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副统帅 心中的“夺权”含义是否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潜意识里总感觉到它是不长久的，党委书记和院长的思维方式——重业务轻政治，不热心阶级斗争，宣扬和 为贵——与刘少奇的路线太相似太互为呼应了。毛泽东不喜欢这样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一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一点也不敢怠慢，一年后还是被毛主席派来的 军代表工宣队第二次打倒。说穿了不论你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你骨子里得是阶级斗争为上的“阶级斗争派”才行。

　　毛泽东挑战亲手创建的国家权力——成?败?“7.20”爆发前夜，人们在问，中国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