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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陶德坚和陶世龙的人生记忆及相关文章和历史背景材料
秦晖 @ 2012-01-22 21:54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
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
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
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
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
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
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
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
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
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
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
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
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
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
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
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
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
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
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
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
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
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
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
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
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
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
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
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
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
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
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
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
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
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
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来源: 共识网网友推荐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  发布时间:2012-01-20 09:30



 
陈楚三 陈育延 @ 2011-10-04 09:51


关于清华大学武斗调解的通信

陈楚三

怒涛兄:

    关于老蒯所提停止武斗一事,我已经看到有关通信往来内容;我也很关注。

韩爱晶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这是韩的书中记载并一再坚持,而沈如槐断然否认的。韩的书中并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你我在宛平当面问老蒯时,他答是68年7月上旬;孙耘则引用韩爱晶说法,是5月上旬。

米鹤都采访、老蒯口述的正版《岁月流沙》(以下简称《流沙》;正版口述已经更名为《潮起潮落》,因与马小庄陈继芳的书名相同,所以我仍用原名),概述了清华武斗过程;而韩爱晶所写、老蒯阅看并认可的《清华蒯大富》(以下简称韩书),也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清华武斗过程并有不少比较客观的评论。

对比《流沙》和韩书对于清华武斗的叙述,虽有所不同,但在至少两个重大关节点上却是一致的:一是武斗发生的关节点,他们都说,414抓陶森是“武斗的导火索”;二是武斗停止的关节点,蒯说在武斗死了人后,他就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坚决不同意”,韩书则说,韩爱晶、王大宾、鲁文阁曾经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韩在给你的信中说“调解武斗失败”。

给读者的印象,是414点燃了清华武斗的导火索;武斗开始后,蒯大富“后悔”了,想停止了,又是414“坚决不同意”,所以才一直打到“7.27”。你看,是414挑起了武斗,也是414拒绝停止武斗,清华武斗的责任不就应当由老四承担吗?

怒涛兄应当记得,2009年底你给我发来叶志江的《救美》网文,说我是科学馆的卫戍司令、带着人给他“下马威”云云,我给你回信予以否认;但因是网上文章,我并未理会。今年叶志江出版了《走出文革》一书,《救美》亦在其中;白纸黑字,我不能视若无睹,于是致信叶公,提出异议。现在,《流沙》虽是网文,韩书可是白纸黑字,所以我不能不予理会。

怒涛兄关注“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的事是否发生过。我则既关注韩爱晶是否确有“调解清华武斗”的行动;更关注蒯老弟是否真的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涉及清华武斗的责任问题,在40多年后的今天竟然还有争议,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

《流沙》说:“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韩书也说:“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有严重责任!”

如果说,韩爱晶对清华团派的作为不甚了解(也可能是不愿了解,或者“为尊者讳”),也就罢了;但老蒯也这样误导读者,我就不得不质疑了:414抓陶森是68年4月20号的事,可是团派早在1967年12月4日就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吕应中,68年1月30号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罗征启,3月27日又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贾春旺等人,4月4日绑架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并致其死亡,4月14日又绑架支持414派的干部文学宓等人(见邱心伟书)。这些事实,老蒯是不知道,还是有意回避呢?

老蒯和老崔(兆喜)在宛平聚会时向我道歉,原因就是团派保卫组曾于1967年12月20日绑架并残酷殴打我。在绑架我的那一天,20多名支持414的干部和教师被团派抄家,41名414的各级负责人被团派点名“通缉”(见邱心伟书),难道老蒯的这些动作对414还不“重”,还不“过”吗?

在绑架我之前的1967年10月20日,团保卫组就曾闯入我所在战斗组活动的房间,绑架并毒打我班同学李××;1968年3月16日,团保卫组又在圆明园绑架了我班同学邢××,刑讯逼供近五个月,直到工宣队进校后的8月份才被释放。据邱心伟书中记载,到1968年6月上旬,团派扣押四派多达70余人。

为什么团派接二连三地抓、打414的头头,肆无忌惮地绑架414派学生和支持414的教师、干部,好像都和武斗无关,而414一抓陶森,就成了武斗导火线呢?请问蒯、韩二位,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二)蒯老弟,你真是“巴不得停止武斗”吗?

《流沙》提到:“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

我们不知道老蒯是否真想停止武斗。除了1967年4月15日冲广播台是老四主动挑起的以外,其余较大的冲突都是团派主动挑起。因此,如果老蒯真想停止武斗,很简单也很容易:解除对414头头的“通缉令”,保证414头头的人身安全;停止绑架414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已经绑架的立即放人,两派交换“俘虏”;停止攻打414的据点,解除对414据点的封锁,让414自由进出科学馆、自由进出学校;然后两派拆除工事。老蒯只要这样做了,清华武斗自然斗不起来。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老蒯指挥下的团派实际做的又是什么?

按老蒯对你我询问的回答,韩爱晶等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7月初;可是,7月4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朱育生;7月5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杨志军;7月6日,团派开枪阻止414给科学馆送菜的土坦克,打死杨述立;7月9日,团派火烧科学馆;7月16日,团派炸塌科学馆414为外撤所挖的地道;7月18日,团派开枪打死从外地回校的女生钱萍华。这些血的事实,与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说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如按韩爱晶的说法,韩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5月上旬;那么:5月2日,团派攻打土木馆;5月7日,团派绑架校人事处朱坚等6名414派;5月8日、9日,团派绑架谢引麟等三名414派女生,关押、拷打3个月之久,还绑架了姚毅、赵汝广同学;5月10日,团派攻打科学馆、动农馆;5月12日,团派攻打8号楼;5月14日,团派攻打汽车楼;同日,团派绑架孙华栋,并将孙华栋活活打死;5月21日,团派再次攻打汽车楼;5月30日,团派攻打东区浴室。面对这些事实,我又怎么能相信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呢?

韩书中提到清华“5.30”武斗时,援引了老蒯的回忆说:“当时有人摔死了,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老蒯“下死命令”却不起作用,如果此言不虚,也许老蒯当时已经控制不了团派的大局了?也许,蒯老弟确实想叫停武斗,而一些团派头头坚决要打而否定了蒯的意见,这是真的吗?

(三)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吗?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群体对特定事项的反应,是可以合理推断出来的。

如果“414拒绝停止武斗”真有其事,老蒯当时能不知道吗?团派的其他头头能不知道吗?对于团派来说,“414拒绝停止武斗”难道不是一个求之不得、应该大肆宣传、大做文章的绝好题目吗?然而,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却没有听到团派广播与此相关的任何一篇文章;时至今日,除了老蒯,也从来没有听到团派的其他头头说起过此事,包括在宛平聚会中,你我就此质疑老蒯时,在场的其他团派头头也不予置评。

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消息吗?你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这段话似乎表明你当时就知道此事;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将此消息告诉其他头头和你的笔杆子?从那时起40余年过去了,你在《流沙》中才第一次披露此事,竟然保密40余年!?如此匪夷所思,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包括你老蒯在内的团派头头以及团派的笔杆子们,当时并未听说过此事。若果如此,这只能说明,“414拒绝停止武斗”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真的有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武斗找上门来谈,就我所了解的沈如槐,在当时“团强四弱”的形势下,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就老四的决策传统,他更不可能背着其他老四头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擅自表态。韩爱晶说当时还有其他老四的人在场,可是40多年来,从未听到任何一个414头头或非头头提到过此事。这也只能说明,韩爱晶根本没有找沈如槐谈过停止武斗的事!

40多年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新闻”,难道还不够荒唐吗?

(四)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

《流沙》说,关于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

按常理,《流沙》中“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这句话应当是转述韩爱晶的话;但是韩书中并无此话,韩给怒涛兄的三封信中也无此话,只说“沈的态度(按:指沈说蒯是“蒯匪”)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因此,所谓“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一类的话,如果不是韩爱晶“遗忘”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就是老蒯强加给韩爱晶的,是老蒯的杜撰,而韩爱晶出于某种原因又不便否认。

韩书中,对调解停止武斗的表述与《流沙》不同,很耐人寻味,请看: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请注意,韩书中虽然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但后文却只涉及联合:沈如槐“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而涉及停止武斗的内容连一句也没有。韩给你的三封信中,同样如此,只涉及联合:“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关于调解停止武斗,韩书只说“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终”,韩给你的信中只说“调解活动失败”,而具体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韩爱晶其实并没有和沈如槐当面谈过停止武斗问题?

韩给你的信中提到找周培源谈时,只说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此话似乎和武斗也沾不上边。也就是说,韩回忆与周培源的谈话,关于停止武斗的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很奇怪啊!

韩书中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如你所说,在当时武斗的大背景下,同时讨论这两类根本不同的问题是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的;韩爱晶的记忆在这里肯定出现了时空错乱。

我以为,韩爱晶记忆的时空错乱,可能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一件是1967年9月23日,韩等人到清华,谈的是清华两派大联合问题;另一件是1968年5月5日,韩等人希望找414谈停止武斗问题(即孙耘所说邱心伟书中记载的内容:1968年5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等负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前一件确有其事,谈了,而且414最终认可了老蒯的一把手地位;后一件,也可能确有其事,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而既未见面,当然更未谈。

不论谁要调解停止武斗,总是有具体内容吧,比如脱离接触(停止攻打对方)、收缴武斗工具、拆除工事、解除封锁等等;可是在韩书及韩给你的信中,对此没有提一个字!是他惜字如金?还是他忘记了?既然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怎么能忘记?韩爱晶牢牢记着自己出面去调解清华停止武斗而没有成功,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见到沈如槐!所以关于调解内容他才一句也写不出。

韩爱晶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欺骗他。韩书说,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商定,“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而邱心伟书中说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组织者(北京市革委会)、工作对象(清华、北大两派头头)和工作内容(武斗调查或者调解)基本一致。

看来,在韩爱晶所说的1968年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的确组织了一个小组,任务是调解(或者调查)北大、清华两派的武斗,这个小组先去了北大,找了北大井冈山的周培源谈,然后又想找清华414的沈如槐谈,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结果没能见面,当然就没有谈!韩爱晶把此事和1967年9月23日谈大联合的事弄混了,所以,虽然他说“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但没有会谈地点,具体内容又只涉及大联合(1967年9月23日确实谈了所以记得),不涉及停止武斗(1968年5月5日没有谈成当然记不得)。

然而,韩书说此小组由三人组成:韩爱晶、王大宾和鲁文阁;而邱心伟书中说该小组由四人负责: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如按韩书,则小组中并无蒯大富,414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我们注意到,韩说找了北大周培源,没说是否找了聂元梓;又说找了清华沈如槐,没说是否找过蒯大富;既然是调解两派武斗,为什么只找受压的一派,不找“领袖”所在的一派谈?韩等三人不是在“拉偏架”吧?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所以才不用找他们谈;也因此,该小组被414拒绝。

当然,这只是推测,解开迷局需要翔实的史料佐证。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既然如此,他理应对所谈的具体内容和场景记忆更加深刻。我期待着韩爱晶进一步提供“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细节(包括具体时间、地点,他本人以及王大宾、鲁文阁对停止清华武斗的调解意见和要求等,最好有当时谈话的记录),以最终解开迷局。

(五)剿灭老四:这才是当年老蒯的真实思想

《流沙》说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但韩书中并没有对老蒯作这样的评述,不知是不是韩爱晶对老蒯的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老蒯接着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老蒯没有说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后“我”的反应。

我说过“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在前面列举老蒯指挥下的团派1968年5月份和7月份的“行”,已经揭穿了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虚伪。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和所谓“414拒绝停止武斗”一样,都是迟来的“新闻”,都是40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这是老蒯在40年之后的“言”;而在当时,即40年之前,老蒯的“言”又是什么呢?请看:

1968年5月8日,团派在明斋前召开了“彻底砸烂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第三次战斗大会,声称罗文李饶等六人小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等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是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对于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那就是要坚决打倒。只要四一四不把罗征启交出来,不把陶森放出来,不把科学馆的工事拆除,团派的工事,一根长矛也不能丢掉。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摧毁四一四的反革命领导核心,夺取最后胜利”。(见1968年5月10日《井冈山》)

    1968年6月23日,团总部扩大会议通过了《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草案)》,其中说:“彻底摧毁清华414反革命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向414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阴谋集团宣战并且摧垮他们”,“这就是解决清华问题包括武斗问题唯一正确的途径。”(见1968年6月28日《井冈山》)

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逮捕罗、文、李、饶;⑵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⑶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

    原来如此!当时的老蒯,的确是“巴不得”按这四条“停止武斗”!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老蒯的逻辑是,蒯四条表明了我老蒯“巴不得停止武斗”的“诚意”,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地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史料告诉我们,1968年百日武斗期间,蒯大富和他的团总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对武斗毫无“后悔”之意,也没有一点“巴不得停止武斗”的意思;我们看到的是,团派不仅在行动上把武斗逐步升级,而且在言论上也是逐步升级。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是“踏平科学馆,活捉罗征启,打倒沈如槐,解放全清华!”

事实证明,当年的蒯大富,对武斗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要的正是通过武斗剿灭414,实现老蒯的一统清华。这才是历史。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表白,完全是欺人之谈!

40多年过去了,看来,老蒯到现在仍然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在清华武斗的问题上力图为自己涂脂抹粉,闭口不谈团派少数打手对四派干部、学生惨无人道的暴行,甚至企图推卸制造7.27血案的责任,怪北京市事先“不打招呼”,并把具体责任推到任传钟头上!

(六)改写历史:韩爱晶的梦

韩爱晶说,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这大概是韩爱晶头脑中萦绕40余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他太想青史留名了!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委屈,被谁耍弄;也许,他是为自己自告奋勇出面调解停止武斗但没有成功而感到委屈,为由于“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导致自己调解停止武斗失败而感觉被耍弄。不知韩爱晶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是被他的朋友蒯大富耍弄了!

既然是调解停止武斗,总要面对武斗双方吧?可是在韩书及韩给怒涛兄的信中,只说他们到清华找了沈如槐谈,找过蒯大富谈吗?没有提。大约可以肯定,没有找过。如果调解清华武斗而不找蒯大富谈,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所谓“调解”,就是纯粹的骗局,就是借“调解”之名压老四屈服。

假设,韩爱晶等人确实找蒯大富谈过,结果无非两种:老蒯拒绝停止武斗,或者老蒯同意按他的蒯四条停止武斗。而这两种结果,韩爱晶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即使为了在形式上保持调解的公平,韩爱晶等人也理应按市革委会的三条(我称之为谢三条)调解,但老蒯能接受吗?他要是能接受,还会有7.27惨案吗?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发表社论,声称“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就是首先要坚决镇压沈罗反革命集团,谁要离开了这个主要矛盾,治末不治本,那他解决清华问题的任何措施都休想使清华运动前进半步。”

这就是老蒯对市革委会谢三条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回答。所以,韩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失败,既不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也不是因为“吴德不认真落实”,更不是因为老蒯捏造的“414拒绝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蒯大富不剿灭414誓不罢休。韩爱晶自诩“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请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怒涛兄,你在给韩爱晶的信中,称赞韩爱晶政治智慧超群,可是在清华武斗和7.27血案的问题上,韩爱晶的政治智慧并不比老蒯高多少。40年后的今天,韩爱晶仍然相信“清华内在矛盾本应该也能够和平解决”,我真不知道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调解能力,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老蒯“和平解决”的意愿。对于7.27血案,蒯、韩、聂等人都把北京市革委会事先“不打招呼”作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原因,这就更加明显是为蒯大富开脱了。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难道不是“招呼”?7月13日和7月15日,市革委会领导两次接见老蒯提出谢三条,难道不是招呼?事先也没有人给414“打招呼”,414为什么没有打工宣队,反而敞开大门、和工宣队一起拆除工事?究竟谁“巴不得停止武斗”,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

老蒯自己也说,当时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看到鲁文阁就在楼下,旁边的女工还穿着裙子”,“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即使如此,老蒯仍然以上柴联司的下场来恐吓部下,团派仍然对工人下了毒手!有人来制止武斗而没有“打招呼”,我就对制止武斗的人下毒手,这恰恰说明,蒯大富根本不把中央和市革委会放在眼里,根本不愿停止剿灭414的武斗,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意愿。韩爱晶竟然看不到(或者有意遮掩)这一点,还有什么政治智慧?

所以,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活动注定要失败,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他相信能“和平解决”,而现实(老蒯的实际作为)却残酷地耍弄了他!退一万步说,就算调解成功,蒯大富愿意放下剿灭414的屠刀,也改变不了红卫兵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个历史的大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七)今日老蒯:镇压老四仍然有理?

《流沙》在对当年的武斗进行忏悔时说:“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然而,对于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老蒯竟然说什么“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

好一个“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40年前老蒯加在414头上的罪名,而且至今老蒯竟还是这样评价老四!理由就是,414的核心人物和一些干部,曾私下议论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并且他老蒯“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不是有意陷害”。

我要说,对老蒯扣给老四的这顶帽子,不仅当时我们“不认账,不承认”,就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今天,我们也“不认账,不承认”。毛主席是当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年我们发自肺腑的誓言。当年说我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对414的污蔑,是为剿灭414找借口;但到现在还说414当年“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则是为了证明当年武斗剿灭414有理,镇压414有理!老蒯大约忘记了,团核心包括蒯本人“私下议论”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团派整理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黑材料,还公开炮打过周总理、康生,又该戴什么帽子?还要提醒老蒯,你那些“强有力的证据”是怎样取得的?是靠钢丝钳拔牙齿取得的,是靠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取得的,你还好意思说“不是有意陷害”!

(八)可以结论了。顺便“辟谣”。

我在修改本文的过程中,看到怒涛兄在《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里引用了陈育延的日记和陈育延的信。陈育延的信为我本文的观点提供了意外的佐证,也使我有可能提前得出并不意外的结论。

陈育延在6月10日给你的信中说:邱心伟《大事日志》第344-345页中关于5月5日《市委调查组》的一段,不是取自沈如槐的《文革纪事》,而应当是取自唐少杰的《一叶知秋》第16页上,言词完全一致。而唐少杰的这段,又来自蒯大富、韩爱晶的口述。我曾求教唐少杰老师这段记载的来源,唐老师答应查一查但尚未回复,如果按陈育延所说,来源于蒯、韩的口述,证明邱心伟书中此段确有其事。然而,陈育延没有说,这段话中“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是否也来自蒯韩的口述?如果也是蒯韩口述,岂不证明韩与沈如槐没有见面吗?

更有意思的是,陈育延的《有感》(可不是周家琮的那篇《有感》)中担心怒涛兄的《追寻记》“一步步引导韩爱晶犯错误”,于是,当他(按指孙怒涛)写到第十二集时,我便着了急,我想帮助韩爱晶,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继续查资料。没想到,还真查到了68年5月4日的工作笔记上有一段。

    5.4  市革委会讨论结果:

    1、讨论地质东方红小报上关于大事记的问题。①此大事记是反动的。②

    2、蒯要求谢付总理处理我校问题,谢说处理不了。

    3、组成调查组。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大宾)、谭组成(王、谭反对)。

[摘自1968年5月4日工作笔记]

这段陈育延当时的笔记,恰恰证明了我在前面《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中的三个推断:①1968年5月初,北京市革委会确实组织了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②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③所以414拒绝该调查组,韩等人未能见到沈如槐,当然就没有谈!陈育延的这段笔记,也至少说明了韩爱晶记忆的两个错误:①不是武斗“调解组”而是“调查组”;②参加人是邱心伟书中所说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而不是韩书所说的韩爱晶、鲁文阁、王大宾三人。

我不去追究“调解”和“调查”的内容和目的有何不同(但这种不同是显然存在的),我只想说,如果蒯大富参加韩所说的“调解”,以韩爱晶的政治智慧,难道认为武斗当事人也可以担任武斗调解人吗?

陈育延以这段笔记调侃怒涛兄说:这回孙怒涛可能真的是“他妈的,又打偏了!”本想打韩爱晶的,现在却伤到沈如槐了!依我看来,很可能是育延学妹“打偏了”,本想帮韩爱晶的,现在却帮了沈如槐!

陈育延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找到沈如槐,但未谈成。

我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等试图来清华找414调解武斗,但因调查组中有蒯大富,被414认为不公平而拒绝;韩爱晶等没有见到沈如槐,未谈成。

顺便提一句,育延学妹很坦率,日记也很生动,但当时的日记也难免片面性吧!

在摘引了9月24日工作笔记后,陈育延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从9月21日下午到今天又进行了四次谈判会,毫无进展!今天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谈判会(聂元梓中途退场)。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王大宾说:“414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414在很尴尬的情况下拒不签字退出了会场,真是一幕政治斗争中的滑稽戏,岂有此理!

陈育延没有写414拒不签字的原因。实际上,如她所记录的,王大宾发言“蒯第一把手,底下一边六人”,414是同意了的。

此事韩书中也有记载(P.316)。“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看起来,“极端无赖”的是团派,他们推翻了初步达成的协议,又提出团派9人,四派4人,414才拒不签字的。414并不是像陈育延所说“很尴尬”,而是如韩爱晶书所说“十分气愤”地退出会场的。说“岂有此理”的应当是414啊!

我不讳言,韩书确有许多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史实,也有许多相当深刻的见解;《流沙》同样有很多观点是我也认同的。不过“求同”并不妨碍“存异”,也不妨碍“质疑”。如果说已经逝去的历史是一头大象,我们在探寻它的时候就要力求避免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局;我们必然会有局限性,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应当力求忠于事实,力求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我的态度。

祝好!
陈楚三

2011.5.17初稿
2011.5.20修改

2011.6.23补充

附录:韩爱晶的三封邮件(已征得孙怒涛同意)
孙怒涛:你好。

1、调解武斗的事,我会当件事认真对待。我已钻进另一个题目资料之中。

2、如果有人能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就会一目了然。

3、包括当时去北大调解,有条件时我也会同时求证。

4、文革中我去北大清华先后找周培源、沈如槐直接为北大清华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进行对话都只有一次。

5、414当时也并非沈如槐一个人。

6、我们是坐下来,靣对靣对话的,开头还很客气,后来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

7、沈的态度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

8、他的认识与我当时思想认识距离太大。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

沈如槐一开口,苏北味,当时我惊讶我、蒯、沈三人是老乡!

9、原来我一直没有反对过老四,直到1968年7月,有一天,在体院养病时听到老四广播台在骂:蒯大富、韩爱晶之流……我火冒三丈说:我又没对你老四怎么样,还特别在大会上强调,只要不参加武斗的,一视同仁好好接待。

听此广播,我当即打电话回北航,广播把414的轰走。可见年轻感情用事。

10、 快半个世纪的细节各有所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辅相成、相反相生!

保重!

韩爱晶

2011,05,06

 

孙怒涛:你好。

我确认1968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

我所述参与者包括沈如槐记不起或否认可以作为疑点。

这件事从市革会开会……红代会工代会沟通……两派参与……先去北大见过周培源,很客气,戴助听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去清华见沈如槐不欢而散……调解活动失败……有被耍弄的感觉……后来在多种场合谈此事……甚至多次表示如果当年市革会认真对待我的建议不会有七二七……写书搜集资料,从邱心伟大事记中只见到一句……详见邱书中李钟奇多次调解,才明白干部、军官们对我建议不积极的原因。

这件事对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不在意的事,他们忘却不奇怪。这件事是我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后来与蒯也多次谈起。确实、确实,我相信会有确凿历史证据来说明。

至于你问: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是不是只见过沈如槐一次?你唯一见到沈如槐的那次,是不是就是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中所写的那次?

我在书中引过一句话:说有易,说无难。

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别的场合如果与沈如槐见靣机会也不少,比如1967年8月5号在天安门上,他书中写向总理问问题,那个问题是我问的。

我说一次,是指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

保重!

老韩

2011,05,08

 

孙耘、孙怒涛:你们好。

    1、 调解武斗,确有其事,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记录解密会确凿证明这一点。应该是1968年,邱心伟大事记上提过一句。

    2、我们去北大、清华调解武斗,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

    3、其后几十年里,我多次在各种场合为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4、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

    5、2010年蒯大富、李自茂等去四川,王大宾也证明有此事。

    6 、过去近半个世纪,细节要考证很正常。

    7、孙怒涛总要用一个什么公式来推论历史事实,似不可取。

    谢谢!

老韩

2011年8月8日写于北京

2011,05,18

修改于2011年8月31日
原载〈记忆〉第71期





育  延 有 话

——答陈楚三

陈育延
【记忆】编者按:本文作者陈育延是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团派)总部委员,曾是团派中主张大联合的鸽派。这是她针对本刊2011年7月30日第73期中陈楚三的文章,发表她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另一种看法。本文初稿曾发表于清华校友网。

朋友聊天时,常会问起我对《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简称《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发表于清华校友网,共30多集)结尾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后,又跟了“老沈声明”、“楚三结论”、“原点断点”及陈楚三的三个外篇等大作,这些文章多处提到了我,语言颇为尖刻。最近又看到陈楚三为414武斗辩护的文章,被登上了第73期《记忆》杂志,栏目标题为“争鸣”。因此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就叫《育延有话》吧。
 

一、我对“楚三结论”和陈楚三“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的几点看法

 

首先说明一点,文革中我是团派,与414派是对立面,对414较深入的了解,多是通过他们的文章。414派同学现在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它的第一把手沈如槐于2003年写下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为最详尽,出版时大受414本派的追捧。我和我先生周同衡还受邀参加了他们在郭林饭店举行的庆祝会。那天摆了三桌酒席,沈如槐很高兴地向周同衡介绍说:414在京的总部委员基本上到齐了。

大家称赞沈如槐的书写得好,认为他这几年为写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劳是很值得的。414原领导层中有不少人为他这本书提供了帮助,很认可这本书,可见其权威性和代表性。沈如槐在“后记”中说:该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具体事例。”我虽然一直认为这本书派性较强,涉及到团派的内容有不少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沈如槐有自己的视角,而且对团派的了解有限。但作为历史材料,我也认为这“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回顾历史时的真实感受,他的出发点是写历史。”当然,沈如槐这本书不是自我反省的书,但我知道书中不乏展现414自我的真实而可靠的纪录。毕竟沈如槐更了解自己的团队。因此,了解、研究414,这是现阶段唯一一本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这次我写回忆录,又特别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关于清华百日武斗,书中突出了414从上到下的英勇善战,也让我从侧面了解了414的头头们在武斗中的表现。陈楚三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在引用此书。看来此书确实是414的“权威发布”。我就顺便摘录几段送给陈楚三,也正好纠正一下他的错误。

因为只针对陈楚三的文章“纠错”,所以我在下面只谈对414的认识,而对团派的认识,会在另外的文章中谈论。

1、陈楚三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指沈如槐)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我看这些话讲得太“绝对”了,与沈如槐的自述和陈楚三们的实际行动不符。414头头们是否有不妥协的资本,是否真的想停止武斗,看沈如槐的书(以下简称“沈书”)即可。这也是我本节中不得不多处引用“沈书”的原因。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必须要有讲话的根据,而“沈书”至少是不会给自己乱编故事的。

清华百日武斗爆发于1968年4月23日。在此之前,当年1月4号,“1.4武斗”发生,按“沈书”中很骄傲的说法,是以414的反败为胜结束的,因此“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在士气上先有了资本,414各级领导开始积极备战。

“沈书”说:“这次武斗,是清华文革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武斗。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有了一支特种部队,414反败为胜,不仅‘讨还’了团派的‘血债’,还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打掉了对团派保卫组的恐惧心理。

“这次武斗之后,414各级领导开始重视武斗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各系分部领导,纷纷仿效总部,建立各系的特种部队,一概以‘某某学习班’命名,如‘好八连学习班’等等。这些特种部队就是百日武斗期间414的骨干力量。”(344—345页)

1968年“4.23武斗”前夕,414头头们为武斗又作了全面的准备。“沈书”说:“首先是思想准备。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向414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灌输‘清华武斗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的思想。我向414干部群众反复强调的主要观点是:‘现在的清华不是像以前那样靠大字报、开大会、两派开展大辩论来搞文化大革命了。蒯大富已经失去耐心,他的方针已经发生重大变化。……’”(345—346页)

“我们将会与团派有一场决战。414要有残酷斗争、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346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我们相信,唯有血与火才能促使中央下决心解决清华问题。我们也确信,经过战争的洗礼,清华的前途一片光明。”(346页)(注:这句话看起来很眼熟,原来它与蒯大富“想让中央表态”的武斗动机何其相似。怪不得这哥俩儿会打起来,原来思想都那么一致!)

“其次是组织准备,我们成立了‘414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任命宿长忠为总指挥,刘万章、蒋南峰为副总指挥,我自任政治委员,陈楚三、汲鹏为副政治委员。我们并没有组建新的武斗队,我们手里唯一的队伍还是《李文忠学习班》。我们要求各系分部也成立相应的文攻武卫指挥系统,并保证有一支基本的武斗队伍。”(347页)

“再次就是‘作战方案’的准备,在我们的作战方案中,只考虑了三点。一是,加强守备、确保科学馆的安全;二是,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这是414的两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三是,占领12号楼、5号楼,这是两座学生宿舍楼,又紧靠着九饭厅,有了这两座楼就可以保证414群众有一个生活、吃饭的地方。”(347—348页)

“团派剑拔弩张,414积极备战,清华园的形势一触即发。”(348页)

在这种武斗“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4月20日,414头头派人抓了陶森(中层干部),因为她亮相在团派一边,代表31名干部批评了414的干部政策。414将她绑架至科学馆,抄了她的家,并准备23日开会批斗她。我不知道当时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仅只是派性,还是要激怒团派?至少其目的不是缓和紧张气氛,而是加剧矛盾激化。414头头们的这些行动,一点都不“示弱”。

现在陈楚三想证明他的论点,就实用主义地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自称是“没有不妥协的资本”。百日武斗开初,你们可不是那样认为的,否则也不会去抓陶森、斗陶森来“叫板”团派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钟奇来到清华,“沈书”说:“4月22日,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清华,分别接见了两派头头。在接见我们414时,他说:‘昨天,北工发生了武斗,我们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再三强调,没有发生武斗的地方要积极防止武斗,已经发生武斗的地方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的破坏性很大,大家都不要搞武斗。’对清华,他专门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348页)

沈如槐指责说:“李钟奇副司令员的警告没有对蒯大富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349页)

但李钟奇的警告对414头头起作用了吗?同样也没有!414头头不仅不打算放人,还继续坚持第二天4月23日要在大礼堂对抓来的陶森进行批斗。清华百日武斗为什么是4月23日开始?而不是在这之前或这之后?414头头在李钟奇讲话后,还坚持要抓斗陶森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双方都明白,陶森并不是“反革命”,她仅仅是代表31名清华干部亮相在团派一边,抓她斗她就是为了报复团派,完全是派性使然。当时团派总部许多委员由此认为,是414在挑衅,我们只能被迫应战。也因此,“团派总部各派的观点在4月22日晚的会议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4月23日武斗正式开始”。现在陈楚三辩称他们抓斗陶森只是“老四点灯”的“公平”行为。他在《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质问“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我的看法不同:这是“老四点灯”吗?这分明是“头头点炮”!

我相信,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抓斗陶森只是少数414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要求的,就像团派抓罗文李饶一样,不但团派多数群众不知情,就连总部里许多委员也不知情。

在抓罗文李饶的问题上,团派有关人员在1968年后期就已认识到是错误的。蒯大富也为此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在他十七年坐牢的判决书上,很主要的一项罪状就是罗文李饶专案组问题。

双方抓人是武斗的重要起因。但陈楚三到现在,不但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说抓陶森仅仅是“老四点灯”,振振有词地论证抓陶森的正义性、“公平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歉意。

在当时那种“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下,不顾李钟奇的警告,抓斗陶森,挑衅团派,点燃了4.23武斗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这无论从当时来看,还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因此,称抓斗陶森的行为,是414的“头头点炮”,才更公平些!

“沈书”描述了4月23日武斗第一天的情况,也总结了“继续战斗”的经验。书中有具体记叙(见349—352页,略)。

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但积极备战,不断地说服、动员和组织414群众的事实是明确的。

早在4.23武斗前,414就占领了科学馆和12号楼,为了充实地盘和物资上的资本,必须继续占据点、抢粮食。“沈书”说:“4.23后,两派都忙于抢占据点。414除了科学馆和12号楼外,又占领了动农馆、土木馆和8号楼,……”(356页)

“4月29日,我们组织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抢粮行动,一部分人拿着长矛负责警戒,一部分人负责搬运,把运动员食堂里储存的大批粮食包括油盐酱醋等统统运到了科学馆。

“这是一次明火执仗的抢劫。团派对此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派武斗队伍进行拦截,只有一位团派保卫组的工人试图阻止,被414战士用长矛扎伤。”(359页)

这期间,已不幸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

“在逃难的过程中,414的一个骨干分子姜文波遇难。”(357页)

“为了保护414的粮食,谢晋澄失去了生命”(360页)

为此,团派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在文革后服刑抵罪。

但这两起死亡事件并没有警醒两派的头头,没有任何一方的头头为制止武斗去努力。团派的强硬派要继续打下去,414的主要头头也要继续打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地扩大地盘,建立根据地,继续增加与团派较量的资本。对此,“沈书”中有生动描述:5月初,“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建立414的根据地。我们要像当年毛主席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样,在清华占领一片区域,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与蒯大富周旋到底。(361页)(注:此时,正是韩爱晶所说来清华调解武斗的时间。)

“清华主楼是1956年开始动工、1966年刚刚建成的一座庞大的教学楼群,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全国高校所少见。

“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大概是五月中旬,我们组织各系414的武斗人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占领了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焊接馆、铸工楼、压力楼、汽车楼、工程物理系系馆等整个东区教学楼群。与此同时,我们还占领了焊接馆北面的通用车间,占领了位于中央马路西侧的机械设备厂。

“我们所占领的这些地方都是教学楼群,文革以来一直空空荡荡,武斗以后更是不见人影,因此我们的占领是和平占领,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团派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会采取这样空前规模的行动,更不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什么,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414的战略大本营——已经建成。

“我们占领了东区教学楼群以后立即修筑防御工事。我们所修筑的工事,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每座大楼只留一个门作为进出口,在楼门口挖一条壕沟,把土堆起来,形成一个掩体;第二,在楼门内焊一道或几道铁门;第三,用铁条把各层所有房间的窗户全部焊死;第四,只留一个楼梯供上下楼使用,且在楼梯中间焊上铁门,所有其他不用的楼梯,全部用桌椅堵死。在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之间设立秘密通道,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自由来往。

“这样,从东主楼到动农馆,我们所占领的据点东西方向连成一片,南北方向也有一个纵深防御,构成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根据地。”(362-363页)

“我们的根据地与毛主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区别。毛主席的井冈山地处偏僻贫穷的山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之一;而我们的根据地则是清华最发达的地区,它有现代化的教学楼,有先进的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车间厂房,如机械加工、锻造、铸造等等,在这些车间里,车、铣、刨、磨等各种机床设备应有尽有,这一切为日后我们制造武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363-364页)

“我们提出了‘414要与科学馆共存亡’的口号,以坚定414战士的信心,激励414战士的斗志。”(365页)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想:面对这么有实力,又不屈不挠的两派,别说韩爱晶他们,任何人来调停武斗都是不会成功的。况且现在自称“绝对弱势”的一方,在1968年5月初,却正在做出“战略决策”,要“武装割据”“与蒯大富周旋到底”呢!

其后,发生了惨烈的5.30大战,团派许恭生、段洪水的战死,在团派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战中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但这些,仍未能警醒两派掌权的头头,反而因为仇恨使武斗升级了。

于是到武斗中期,双方都开始准备“热兵器”,以使武斗能有“坚持下去”的资本。414自造了各种“土武器”,小到土枪、土地雷,大到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这个过程,在“沈书”中有详细叙述(略)。

但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抗,随着414主要据点科学馆的被围,开始发生了变化。到了1968年7月,明显分出了强弱。百日武斗后期,被围的科学馆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突围,414头头们采取了炸高压线、挖地道等办法,仍无法解围。武斗初期信心满满的414头头,并未想到武斗后期会打得那么艰苦,沈如槐“甚至开始感到后悔,后悔当初不该死守科学馆”(388页)。但即使这样,414个别头头的“武斗情结”还很浓重,甚至在7月初还继续搞些突袭行动,以“振奋精神”。“沈书”第392—393页有详细记叙(略)。

直到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之前,414掌权的头头们,都还没有“停止武斗”的思想意识,那时候他们对武斗的态度是“咬牙坚持”。“沈书”392页说:“我和但燊确定: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解救出科学馆的战友,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刻撤出清华,到校外与团派周旋。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392页)

我注意到,陈楚三在《追寻记》第二十九集“楚三结论”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但他漏掉了最后一句“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看来,“漏掉”的这句话,与“要把蒯大富拖死!”意思实在太相近了,连讲话语气都很像,太容易使人“误会”了。

我很感叹,到1968年7月底,科学馆被围已很危急,414弱势状态尽显,仍然要到校外周旋,不是为远离武斗,而是要继续与团派战斗,直至“同归于尽”。可见在这个世界上,小至民间老百姓打架,大到国与国之间打仗,“弱者”要与“强者”拼到底的并不少见!

当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已处于强势的团派一方,认为自己眼看就要打垮弱势的一方,只须“劝降”,便可结束武斗;而处于弱势的414一方正准备与强势的一方“拼到底”时,工宣队来了,要全面制止武斗。这是团派和414都没有想到的。7月27日工宣队的到来,正好在客观上解救了无法突围处于困境中的414,因此他们欢迎了工宣队——不是因为想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能“解救自己”。陈楚三以为他能够抓住一个证明414头头“自觉”停止武斗的例证,但414头头却坦率地承认:要“留一点心眼”,“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沈书”中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况:“我们俩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个解救科学馆里100多人的绝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放414防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寻找机会,设法解救科学馆的人。我们立即派人通知各个据点,欢迎工宣队,拆掉路障,交出部分武器;同时派人到动农馆用密码通知科学馆:工宣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做好准备,乘机撤出科学馆。由于情况不明,我们还留了一点心眼。我和但燊约定,由我出面接待工宣队,他不公开露面,暗中掌控全局。另外我们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403-404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414头头们在武斗中的基本表现,并不是如陈楚三所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事实上,从武斗一开始,414头头们就不认为自己是“绝对弱势”,因此积极主动地发动群众与团派“对决”,在抢地盘、抢粮、制造武器等方面,一点也不逊色。即使到最后,显出了“弱者”态势时,也没有想就此罢手,而要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有没有可能调解、谈判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在回顾、反思历史时,我们常要追寻某件事或某句话的“有”或者“无”,而当事人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无法定论时,最好还是看行动,实际行动往往更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正好也符合陈楚三“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原则。

以上,我随便摘录了“沈书”中的几段,足以证明,414头头在清华百日武斗中,从头到尾扮演的都是从制定战略、指挥战斗到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作战动员全面的武斗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想努力制止武斗的“弱者”角色。

对于“沈书”中长达60多页的武斗叙述(第340页到第404页),我无法全摘录给陈楚三。其精彩内容,还须楚三学长认真阅读才行。在楚三学长作出“结论”之前,应当先与这些“权威发布”的史料“统一口径”。

我始终认为,武斗的起因及武斗的延续,团派和414派双方都负有重大责任。武斗是从大联合失败延续下来的,我是研究了双方的大量资料,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1968年4月23日开打的第一天,双方谁都不是赤手空拳地上战场,都是有备而来,在思想上、兵器上都有相当的准备。

在百日武斗前及武斗中,从海军宣传队,到北京市革委会;从李钟奇,到韩爱晶,来劝阻两派要求停止武斗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有成功,也都没有将对方“拒绝谈判”作为攻击目标,为什么?因为两派头头都不肯停止武斗,各自都认为打下去是有“文攻武卫”的充分理由的,攻击目标还是对方的“反动路线”。也因此,任何一次“调解”都不会成功,也不会宣扬。武斗之所以能延续百日,正是双方坚决不妥协的结果。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两派头头,而两派的多数群众,都是反对武斗的。因此武斗期间,大批群众离校。

我相信,414中有相当一批学生和教师反对武斗,其中有些人是从头到尾都反对武斗的,但那不是沈如槐,也不是陈楚三,414的“铁三角”领导层是要“咬牙坚持”,“同归于尽”,“完蛋就完蛋”的。

团派这边也一样,反对武斗的教师和学生是大多数,他们很早就离开了清华园。不久前,校庆后的卢沟桥小聚会上,崔兆喜和蒯大富专门谈到:在与总部关系密切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个人是真正从头到尾反对武斗的,就是孟家驹和潘四明。他们两人都分别找崔兆喜和蒯大富长谈过,不能武斗,但他们没有劝说成功。其他头头都或多或少地赞成过武斗,或参加过、主张过、推动过武斗。

两边抓人也一样,那次小聚会后,我详细询问了关于罗文李饶专案组的一些情况,发现不仅多数群众不知情,就是总部很多委员也不很知情。王良生说,蒯大富还专门让他去200#了解专案组的情况。这件事除了派性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派性促使了这个专案组的恶性发展,以后会有知情者说的。

我也相信抓斗陶森是414少数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的要求,我希望将来也会有知情者来说。所谓“414的干部政策”,只适用于亮相到414一边的干部,并不适用于亮相到团派这边的干部,团派的干部政策,是结合像韩银山、张修身这样的工农干部,将他们当作“花瓶”摆设。414的干部政策,是重用亮相于414的干部,将他们当作骨干,服务于派性。两边都是派性的干部政策,都严重打击对方的干部。不要标榜自己“干部政策”的“革命性”和“正确性”,否则很多现象是不能自圆其说,是自欺欺人的。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时,处于强势的团派,认为是“黑手”操纵了工宣队,来解救弱势的414,因而武力对抗了工宣队,铸成了不能原谅的大错。所以毛主席7.28召见时说:“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见《清华蒯大富》第370页)。历史证明,团派在7.27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后在《大联委学习班》时期反工宣队的行为,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对414并无好印象。他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所以414本身是上不了台的。团派则是由于自己接连犯错,而提前失去了自己、以致整个红卫兵在台上表演的机会。两派终于“同归于尽”了,也说明了红卫兵运动是必定会失败的。

错了就是错了,不必用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如果现在还不能认识到自己“很蠢”,则同样是可悲的!

由于团派不断地反工宣队,造成的后果是:在两派“同归于尽”后,工宣队与414表现了一致的派性。因而,团派头头和骨干们从毕业分配到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如清查“5.16”,揭批查运动,直到八十年代的“清理三种人”,在判刑定案、政治处理上都比414头头们要严重许多,这也是事实。在造成双方重大死亡的具体人员的处理上,团派造成的命案都有相关人员服刑,但许恭生等人的死亡却没有追究414相关人员的责任。

团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上犯的错误,最后主要是由蒯大富来承担责任的。但414抓打团派干部陶森等人,为4.23武斗的发生“点炮”,却没有人承担责任。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推倒二校门,组织中学老红卫兵们抓打清华各级党政干部的行为,虽然没有人承担责任,但至少当事人还承认“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比陈楚三那毫无自责的“点灯”说,要强很多。

清华两派斗争中的很多真相,由于工宣队的派性和形势的发展而被掩盖了。这也在414头头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没有什么大错误,甚至“一贯正确”,今天反思起来也特别困难。但事实真相只能一时掩盖,不能永远掩盖。工宣队的派性遗毒,是造成清华两派凡是遇到具体问题就难以沟通、无法和解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遗毒现在还继续存在着,清理它,同样是非常艰难的。

2、陈楚三说:“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逮捕罗、文、李、饶;⑵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⑶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陈楚三接着说:“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的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于是陈楚三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他又问我:“我不知道育延学妹希望老四怎样‘妥协’,……也许,育延学妹希望老四的‘妥协’是接受蒯大富的这四条?”

陈楚三还直接表态:“调查组里有蒯大富,如果换作我,也一定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 ‘调解’。”

陈楚三的话很明确:①414不能按“蒯四条”停止武斗,因为“这是强盗的逻辑”,不能按此妥协。②调查组里“因有蒯大富在内”,因此,他及414都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调解”。

如此,414武斗打下去是“被迫”的。

在这里,我只问陈楚三两个问题:

第一、有哪一次谈判是以“蒯四条”为依据进行的?“蒯四条”肯定是错误的,但你根据哪件事实说“团派一直以这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如果你能找到以“蒯四条”来调解清华武斗的谈判文件,请你出示这份史料,以免我们再去“追寻”。

令人不解的是,你拿1968年7月份的“蒯四条”来质问韩爱晶1968年5月份的调解:“知道蒯四条吗?”是否你的时空产生了错乱?

事实是,一旦爆发武斗,双方就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你骂我“蒯匪”,我指你“反革命”,谁都不会降调。你用不着拿那些虚妄的理由来为你积极武斗、“不能妥协”作辩解。

第二、至于414掌权的头头们是不是想停止武斗,是不是在做停止武斗的努力,只要看沈如槐书中描述的事实和陈楚三文章中的理由,就可以知道了。

事实是:在清华百日武斗中,414头头们指挥战斗,动员群众,制造武器,抢粮抢车,修筑工事,抓打俘虏等等武斗全过程的那些事都做过,与团派武斗的全过程完全可以PK。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双方没进行“停战谈判”。按陈楚三的说法,那是因为调停人“没见到沈如槐”,况且抓斗陶森点燃武斗最后一根引线的举动是正常的“点灯”行为,不能妥协的缘由是因为7月份有了“蒯四条”,那“强盗的逻辑”是不能接受的。而“有蒯大富在内”的武斗调停组也是必须拒绝的。

我因此再问陈楚三:你讲了那么多理由,无非是想说明414是“不得不”打下去的。且不论你提的那些理由能否成立,是否有理,但双方毫不妥协地继续打下去,坚持武斗了百日已成为事实。我现在只想知道武斗打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从414一方来理解,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吗?不是,否则不会在新主楼焊门窗、挖沟、修工事,用国家的设备、原材料制造武器,甚至为突围而炸高压线破坏国家财产。

那么武斗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吗?也不是,否则不会在双方死了那么多青年学子的情况下,还不肯停止,头头们反而继续动员,“咬牙坚持”打下去。从势均力敌,打到强弱分明,还不肯罢手。

这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了保住各自的山头不被灭掉,才会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于不顾。这一点,双方都一样。

武斗开始时,双方都确有不少人是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真心为保卫毛主席路线而战斗,那时也都高喊革命口号,冲锋在前,不怕伤亡。但很快,“文攻武卫”变味了。特别是双方伤亡众多以致武斗升级后,派性急剧升温为相互谩骂与中伤,革命口号只拿来攻击对方。最后强势的一方一心想打垮弱势的一方,而弱势的一方,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山头,东山再起,最差也要打个平手,同归于尽。

这是什么样的战争?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没有公平可言。停止武斗,同意妥协,无非是山头平了,损失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对国家和人民只有好处。中央提出无条件停止武斗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祸国殃民,是无可饶恕的,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都是错误的,这对两派头头都一样。现在团派若有人为武斗辩解,我照样会坚决反对的。

清华百日武斗中,双方都有优秀的清华学子丧生,令人痛心和惋惜。对此,我曾有过切身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5.30大战中许恭生的去世。因为这次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他悲痛的家人。

那时我刚刚从科学馆被放出,在静斋养病。许恭生是我在5月19号被414抓进科学馆之前认识的,当时他作为东区司令参加过总部会。蒯大富告诉我,许恭生是高校击剑冠军,拼长矛一个人可以对付三个人。但许恭生在操练下属的时候,从来都是教人如何打跑对方,从未教人如何致死对方。没想到5.30一仗,他却在掩护同伴撤退时跌倒,最先被宿长忠带队的414武斗人员扎了二十多矛致死。这在当时的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来往谈论的,都是这件事。静斋当天笼罩着浓浓的报仇气氛。因此5.30东区浴室一仗,双方都打得非常残酷和激烈。

许恭生出事后,团派立即打电报给他母亲,只说他病重,叫速来北京。当时不敢告诉她许恭生的死讯,因为许恭生生前曾与同学讲起,说他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如果他死了,他母亲也活不下去。果真,在火车站,当许恭生的母亲看到接车的团派同学手臂上带着黑纱,当时就想寻死。被拉住后,嚎啕大哭了好几天。因为与我同住静斋,她绝望的哭声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虽有许恭生的妹妹和团派同学极力劝慰,但到许恭生追悼会后,他母亲在静斋拿到儿子的骨灰盒,当场抱着骨灰盒大哭,用头往墙边的柜子上撞去,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那种作为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我永生难忘,至今一想起,都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看到这种悲痛的场面了,所以更加坚决地反对武斗。后来我对自己当初参与过武斗一直很自责。在以后的任何一次“清理整顿”的运动中,我都对曾经赞同过武斗作了检讨。我深切感到,对武斗中的伤亡,双方头头们应该作的,首先是自责和悔恨,而不是仇恨对方,指责对方,开脱自己。参加和指挥武斗,本身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也因此,当我现在看到还有人在为武斗辩解,说什么抓人打人是“点灯”的正常行为,文过饰非地为自己找各种理由,没有一点自责和悔恨,就感到不可理喻和无法容忍。因为这是对双方已逝去生命的漠视!你纵然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武斗的发生和延续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必须检讨的。更何况你自己还有重大的责任在身。四十年前若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年轻,未经世事,身在派性的迷惘之中,还情有可原。四十年后,已过耳顺之年,还是那么不明是非曲直,确实就不可原谅了!
 

二、就《追寻记》本身谈一点体会
 

这次《追寻记》是当年清华大学414总部中态度较温和的孙怒涛主持的一次网上讨论,我因提供了部分资料而偶然参与其中,与主持人有了网上的交流,因而想谈一点体会。

1、《追寻记》没有逃脱派性的可笑结尾

我看到《追寻记》在最后一节“原点断点”中说:“原414派的主要头头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还有病中的汲鹏,无不对这样的‘史实’表示强烈的质疑。这在派战之后的四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时,我忽然想笑,因为我似乎看到了40多年前派头头们整整齐齐地围坐在一起,表情严肃地讨论着有关本派的重大事项,那集体亮相“表现团结一致”的情景又再现了!只不过现在技术先进,只需用电子邮件就可以统一思想了。我能理解,在文革头两年,曾经处于过弱势地位的一方,是会很自然地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只是这种习惯,过了四十多年还没有改变,遇事不管别人看重不看重,自己都特别敏感,生怕影响本派形象。这似乎又有些不可理解了。在派性联盟问题上,原团派总部已经彻底崩溃了。现在原团派总部委员们对派性联盟没有兴趣,有的人远离派性,根本不想介入;有的人正在克服派性,去回忆或写出真实的历史。因此,再也不会去作那种文革中头头们“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无聊举动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群众,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从不回避彼此间的分歧,只是发表各自的观点而已。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人的思想的进步。

2、我对回忆历史的态度

《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在登出我的《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时,我欣赏他的勇气和大度,希望成为朋友。

他也曾发邮件给我,说:“很佩服你公开日记的勇气!希望能在文革的回忆、反思上,互相支持、帮助!”我也同意。

纵然有不满,我还是很欣赏他说的“真相归真相,老四归老四”,我相信,他也想作到。

我也同样表态,我会作到“真相归真相,老团归老团”的。公布我的四篇日记,加上1967年9月24日的共五篇日记,指出双方在大联合中的错误,重点讲了团派部分人的失误,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我有决心推开派性的大门,首先从团派开始(其实,自李自茂发文记述5.30武斗就已经开始了)。不管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能动摇我写出真实历史的决心。我绝不会姑息任何一方,包括我自己的错误。也不怕讲出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即便它可能会触及到我的朋友。但这层伤疤总是要揭的,否则你永远不会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真谛。一个人只要襟怀坦白,他就会有勇气,我希望能用我的实际行动促进两派头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也希望两派和解,以便更好地反思文革。

每个人写历史,写回忆录,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包括:笔记、日记、照片、信件和记忆等。我四十年前的笔记日记,是我对历史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真实的记载是不会欺骗我自己的,因此也是我回忆的依据。我不需要别人认可,也不需要与别人“对口径”,更不需要“统一思想”。我对于为了满足“派性”这点可耻的小私心,就毁掉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作法,非常鄙视。别人说过的,甚至是权威说过的,我都会根据自己的真实记录和材料来审视,如果认为不符,我照样会颠覆他们的结论,因为我希望尊重历史。

顺便提一句,感谢陈楚三学长称赞我的日记“很生动”,但指出的“片面性”我无法接受,也无法改正。因为写日记不是给领导写总结,不需要克服片面性。如果楚三学长有四十年前“不片面”的真实日记,特别是坐镇科学馆几个月里的“全面”日记,请拿来我们欣赏一下!

我可以明显地感到,团派头头过去内部分歧虽然尖锐,但现在言论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受到内部什么“压力”。这与原团派,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多数委员,尽量在克服派性,进行思考和反省有关。卢沟桥小聚会最后一天,我们去看望患病的汲鹏时,我和蒯大富聊起,说我的回忆录中会写到团派内部的纷争,蒯大富马上表态:“写,就该写!”看来真正想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能实事求是。也因此,团派总部多数人能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质疑。我的日记现阶段被平和地接受,也使我感到了这一点。当然,还应作很多努力,但只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就是人的思想的进步。

所以当我看到,414有些头头还和以往一样,抱得很紧,只要一有不同意见出来,或揭示了本派的短处,就会有一些人指责他,孤立他,给他压力,说明派性太顽固太强。因此,要想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周××和邱××被排斥的遭遇,就是例子。在组织卢沟桥小聚会时,当有人向我提出说:414“铁三角”领导层中,有沈如槐、陈楚三和她,观点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而邱××什么都不是,卢沟桥小聚会若邱××来,她就不来时,我不屑一顾。本来邱××编写《大事日志》就是光明正大和有益的事嘛,凭什么打击人家?谁都不来我也会请邱××来!我不在乎你原来是多大的头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领袖”情结。因此,我在卢沟桥小聚会的说明函中特别加了一句:“凡参加此次聚会者,不分派别,不分大小头头及普通百姓,只要坐在这里,就都只是校友和朋友,一律平等讨论,希望能畅所欲言,聊天愉快!”这会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则。
 

三、谈谈卢沟桥小聚会
 

谈到今年4月25日至27日的三天卢沟桥小聚会,我很有几点感受。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原团派保卫部长崔兆喜本没有打算来,但原414总部的孙怒涛和蒋南峰特别表示了希望见到他,因此我专门打电话转告了他们的话。我跟崔兆喜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组织两派的积极分子聚会,是借百年校庆,大家都回校的时间,这种机会以后不多了。如果想见见老朋友,可以趁这一次。这句话打动了崔兆喜,他立即买了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票,25日晨,小聚会的第一天就早早来到了卢沟桥。

在小聚会上,崔兆喜带来了他专门找佛门方丈开了光的佛珠手串,每人送了一个,表示了他与人为善的诚心。他一见陈楚三,就拉着他过来,按在椅子上,向他鞠躬道歉,对文革中抓打他的行为承认了错误。他与蒋南峰等原414头头们真情交谈。他还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两派当年的“派歌”,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欢笑之间,将过去的恩恩怨怨抛于脑后。26日晚,大家聚餐,有些人因为有别的活动陆续离开,每当握手道别时,我看见崔兆喜都非常动情,不断地用纸巾擦拭眼角上自然流出的泪水。27日一早,崔兆喜离京之前与孙耘夫妇去看望汲鹏。他和汲鹏在校时是两派的“对立面”,但毕业之后在邯郸共处过一段时间,关系很好,曾戏言作儿女亲家。这次见到汲鹏形容憔悴,非常难过。孙耘告诉我,从汲鹏的病房出来,当电梯门关上时,崔兆喜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我相信崔兆喜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是不会有遗憾的,因为他真正偿还了心中所有的亏欠,他的内心是澄明的!

对比之下,我实在有几句话想跟陈楚三说:当崔兆喜真诚地向你鞠躬道歉,当孙铮、孙耘夫妇特地将此镜头制作在光盘上,当他们对两派的和解表示了很大的诚意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想的?当然,你在小聚会后表态说:“在我心里早就原谅他们了。”

但在清华武斗期间,你在科学馆坐镇几个月(你自己也说“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虽不及王永县的卫戍司令名正言顺,但你却是414的“副政治委员”,在科学馆中应算是414的最高领导了。我和叶志江,还有陶森、杨立人等不少人,都在科学馆被你们抓过打过,你却从来没有对此表过态,或道过歉。殴打被抓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与你是不是“卫戍司令”无关,只是因为被抓打的人中,有人在科学馆亲眼见到了你,还与你对了话,随即便挨了打,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别人不会对你提什么要求,但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你就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吗?你不觉得自己首先要作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应当求得别人的原谅吗?武斗前,为什么抓陶森进科学馆?你在科学馆是不是决策者之一?武斗起因和坚持打下去,你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一点反省精神也没有?这是对历史负责任吗?这能真正使两派和解吗?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如沈如槐。至少我在沈如槐的书中,还能看到他敢于承认他所知道的部分科学馆打人的事实,看到他能写出一些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这也使我对他有一分尊敬。

消除派性,关键在头头。文革中,两派群众多数还是要求大联合、反对武斗的。当初煽动和组织武斗、坚持武斗的,是少数头头。到现在对派性最敏感的,仍然是头头,或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或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正是部分头头不能消除派性的关键。但最根本的,是缺乏反省精神,对自己的错误一点认识也没有,才是坚持派性的根源。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和孙怒涛的《追寻记》,使我对许多人和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韩爱晶原本只是一个北航学生,由于他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很自然地介入过清华运动。他在清华没有任何个人的诉求和山头利益,但却一直非常努力地在促进清华大联合和制止武斗。他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即使过了四十多年,他还在为当年“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一个外校学生,尚且有这样的心境。而作为我们清华本校的学子,明明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积极参加了武斗,指挥了武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现在非但没有一句悔恨和自责的话,还找出各种理由处处为自己辩解。对比思想境界,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现在回忆历史,写出历史,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辩清自己,也不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对方,而是在双方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各自多反省。是为了能总结文革,为了消除派性,共同反思,从心和解。这必然会触及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暴露出自己的缺陷。希望不要“叶公好龙”,又想写出真历史,又怕触及到自己的痛处。结果使回忆历史的文章,变成了为自己错误开脱的辩词,背离了我们回顾历史的初衷,也起不到警示后人的作用。我愿意看到,更多的回忆文章是在尊重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反省自己,反思文革,能站得更高些。这就是我写《育延有话》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写回忆录的基本宗旨。

原载〈记忆〉第76期

 



 
看潮生 @ 2011-07-29 12:03

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然发生的武斗
——1967年8月4日上海的砸“联司”武斗是否王洪文预先策划

李逊

载于网上刊物《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2011年7月19日第641(增刊第809期)

  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是文革期间发生在上海的最大武斗,震惊全国。文革结束后,所有的资料,包括笔者过去曾经写过的文章和有关书籍,都将这场武斗的起因归结为王洪文的事先策划。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职工谢福喜被“联司”一派打死,上海市革委会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但“联司”没有听从。8月3日,市革委会决定以市革委会和市政法指挥部名义向上柴厂送“公开信”。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卡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委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扣留。市革委会于是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对于以上这段历史,所有的资料基本都是一致的。但是,后面的进展说法就不一致了。按照已经作为定论的说法,1967年8月3日这天,王洪文召集“工总司”的头头们开会,讨论第二天的砸“联司”行动,当天深夜,在人民广场以市革委会名义召开对“联司”的声讨大会,实为集结队伍,大会一结束,被调集的大批队伍便直接开赴上海柴油机厂去砸“联司”。
  当年的武斗指挥者文革后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笔者曾去采访王明龙、叶昌明、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等“工总司”的头头们,当问及他们当时是怎样策划砸“联司”武斗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砸“联司”前夕,他们没有具体开过会策划砸“联司”武斗。笔者查阅所能看得到的他们在被审讯时的交代,发现他们虽然在交代中都承认自己参与了砸“联司”武斗的策划;但是,在哪里策划的,什么时候开的策划会,开会地点,参加人员,这一系列重要内容却都交代得十分模糊。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下发文件《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其中,关于砸“联司”的交代有好几份,分别是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陈阿大、张宝林、王明龙等工人造反派在1977年至1979年受审期间的交代。他们都承认8月4日这天,是王洪文现场指挥指挥,砸了“联司”。但对这次行动具体是如何筹备或策划的,却很含糊,甚至很不一致。

“8·4”行动是谁组织的?

  “8·4”砸“联司”行动是谁组织的?从目前所有资料看,都指向“工总司”。
  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材料显示,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召开过“工总司”会议,具体布置砸“联司”行动。在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7月所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中,说8月3日深夜11时,王洪文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砸联司之事,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此外,在叶昌明、张宝林在文革结束被清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中,也说8月3日王洪文曾经召开“工总司”会议讨论布置砸“联司”行动。
  笔者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另一份资料,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写的《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的交代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8月3日,王洪文和我们开会策划决定动手打‘联司’,由王洪文等人在人民广场开会集合队伍指挥,我和王秀珍、王明龙在据点里值班,负责联络调度人员、车辆。我和金祖敏通知调集了民航地区一些大厂的队伍赶到市革会做包围工作,我还通知了一些区局联络站调队伍到人民广场去集中。王明龙通知交运局调派车子运队伍去上柴厂。从8月3日到4日两天,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我们发动了打‘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不过,同一份资料中,黄金海又说,事发当时他在厂里不知道,但事后“我叫叶昌明讲起这事,才知道是在8月3日晚上在原华山路警备区支左办公室里策划的。”但黄金海列出的参加策划的名单中,除了“工总司”的人,还有徐景贤、王承龙和警备区的李彬山。这个名单似乎不应该是参加讨论如何砸“联司”的,因为后者都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估计他们是讨论市革委会半夜召开的人民广场大会的。黄金海不是当事人,他是听叶昌明说的,准确性打折扣。
  也是同一份资料中,张宝林的交代事件也比较模糊。他说自己那天去西郊公园后,经过军代表劝阻“我们又回到了‘888’,以后在王洪文的指示下,以‘工总司’这帮小兄弟为主题,对联司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商议……”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设立的一个不对外的办公地点。当时“联司”在社会上声势很大,王洪文怕“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设了这个秘密办公点,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简称这个办公点为“888”。
  这些当事人出狱后,笔者就“8·4”砸“联司”之事采访他们,他们说法却又不一样了,都只承认8月4日那天,武斗现场确实是“工总司”指挥的;但是不承认8月3日,即人民广场大会之前他们曾经事先有过策划。戴立清和王明龙、叶昌明都说,8月3日深夜人民广场大会之后,一些群众组织直接去上柴厂,是他们自己自发去的,不是“工总司”事先通知他们的。“工总司”事先只通知他们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大会,没有说开会后要去砸“联司”。
  王明龙对笔者说,8月3日那天下午,他正在“888”忙着调动车辆,因为当时许多红卫兵说半夜去人民广场开大会太晚,希望有车送他们去,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来了。王承龙说自己调不动车,指责“工总司”独揽调车大权,说车辆应该由市革委会统一调动。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让你王承龙去管吧。他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见王明龙气走,“工总司”在场的其他人:戴立清、叶昌明和陈阿大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前来的市革会军代表劝回“888”。王明龙说自己后来就一直在“888”,人民广场开大会他也没有去,和王秀珍留在“888”值班。这段时间,他们再没有开过什么会,王洪文也没有到“888”来,只有王承龙来了一下,道歉似地说“大局为重!大局为重!”。第二天早上王明龙才知道砸“联司”行动开始了。(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他在8月3日那天下午,跟着王明龙赌气去西郊公园兜了一圈回来后,就一直在“888”,没开什么会,也没见到王洪文,直到人民广场大会,通知他去,他就去参加了,会散后,他又回“888”休息。第二天早上,他才知道已经有群众组织去上柴厂了,他于是马上赶往现场。如果8月3日已经决定第二天要打“联司”,他怎么会在人民广场大会后又回“888”休息,而不去上柴厂指挥现场呢?
  叶昌明对笔者说,他们从西郊公园 回“888”后,大约已经是晚上8点,以后没有开过什么会,他在“888”值班,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叶昌明还说,他对“工总司”的会议讨论每次都做记录。他工作笔记上只有讨论抓支联总部人员行动计划的记录,没有砸“联司”的讨论记录。“工总司”的其他人:戴立清、王明龙、张宝林、王腓利、黄金海等也都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会议,更别说参加。说他们和王承龙吵架后,跟着王明龙去西郊公园转了一圈回“888”后,与王承龙等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了。
  笔者以叶昌明自己写的那段交代质疑叶昌明。叶昌明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我受审查,问到砸‘联司’的事,我那时觉得‘联司’确实是‘工总司’砸的,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没有在具体时间上多解释,不管是8月3日策划也好,8月4日策划也好,反正8月4日砸联司行动确实是‘工总司’现场指挥的,早一天策划,对我来说都一样。再加上希望自己认罪态度好些能减刑,所以就都认下来了,没有去想8月3日策划和8月4日指挥有什么差别。总之,文革刚结束时,我的时间概念很模糊。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戴立清对笔者说,8月3日深夜的人民广场大会,事实上起到激化和煽动情绪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广场大会可以说是个煽动砸“联司”的大会。但他们在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确实没有说大会后要去砸“联司”;而且,这个会是市革会召开的,不是“工总司”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会派去的代表,所以马上在半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可能也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总之,“工总司”没有事先调动队伍。从西郊公园回来后,他们这些“工总司”的人就都回“888”睡觉去了。(笔者2009年3月13日与戴立清的谈话)
  笔者认为戴立清、王明龙、叶昌明等当事人说事先没有组织参加大会的人去上柴厂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正如戴立清所说,如果事先策划武斗,王洪文和他应该在8月3日半夜大会后就赶去上柴厂。叶昌明的解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笔者看到的那些清查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等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清查材料中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而他们却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
  叶昌明的解释也说得通,因为笔者所能看到的材料,在8月3日下午的时间和人员上,和叶昌明、戴立清人的说法有着明显出入:有材料说,王洪文在大会前于半夜11点在卢湾区人民武装部召集他们开会;但他们都说自西郊公园回来,直到半夜的大会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王洪文,也不知道王洪文在哪里,更谈不上王洪文召集他们开会。
  笔者为此特地找到当年的“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的头头张振学,问砸“联司”前一天的8月3日,王洪文有没有在卢湾区人武部开过会。因为张振学和卢湾区人武部熟悉,王洪文如果在那里开会,他应该知道。张振学回答说8月3日那天王洪文没有在那里开过会。他自己在8月3日那天倒是在那里召开过会议,但王洪文没有参加,也根本不知道他们开会的事情。而他们开会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联司”打了市革委会代表。
  笔者估计,文革结束后的清查报告说王洪文在“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开会一事,应该就是张振学开的这个会。不过,如张振学所说,王洪文没有出席这个会,也不知道这个会。但清查报告硬是将王洪文说成这个会的组织者,以此说明砸联司事件是王洪文事先策划和组织的。但清查报告有个明显的漏洞,就是没有列出参加会议者的名字,甚至连张振学的名字都没有。而且所有笔者能看到的说事先开会策划的资料,都没有提到参加会议者具体到底是哪些人,也没有提到戴立清、王腓利、黄金海等这些“主战派”参加。而这些人都对笔者说,我们是最坚决的“砸‘联司’派”,王洪文开这样的会不可能不叫我们,除非很偶尔的一两次没通知。但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我们从没听王洪文对我们明确说哪一天要打“联司”,也从来没有什么作战计划。当然打是一直说要打的,但始终没有好好讨论过。
  确实,“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在事前都极力主张立即敲掉“联司”。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也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戴立清、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主张立即行动,说不能任“联司”这样闹。王洪文也认为应该解决。(王洪文的话前已引,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但是,因为市革会干部王少庸、徐景贤等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所以“工总司”一直没有具体讨论何时采取行动,也没有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清查材料中说“8·4砸联司”行动的前一天8月3日曾经开过会,讨论过调人,应该是市革委会讨论半夜召开的那个控诉会,调人是调去参加市革委会的半夜控诉大会。把对于这个控诉大会的筹备会议和行动说成是砸“联司”行动的筹备会议,显然是混淆,而且是有意识的混淆。
  不过,王洪文确实曾多次要求大家做好准备,随时能够调动人员和车辆。王洪文此时下了决心要砸“联司”,而且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会出面行动。王洪文文革后被审查时交待说:(1967年)“5月以后,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提出新的口号:‘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市革会决定做工作,也没做成。7月份‘联司’在社会上闹得很厉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学烧了,烧了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在外滩把汽车给推翻烧了,把‘东方红’派打出厂去,住在市革会33号的地方。社会上少数坏人符合(应为‘附和’——笔者注)‘联司’当时提出的口号。‘联司’这一派实际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实际是打倒一切,反对用老干部。我对这些做了调查,8月3日给他们写了公开信,派三军(海、陆、空)宣传队送去,‘联司’不接受,把宣传队赶出来,摄影机砸坏了,人也被打了。调查后,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当时社会秩序刚恢复些,上海就要乱下去,革命生产都搞不好。”“我产生这么个想法,这派不解决不行,全市要乱,下决心要砸,从根本上解决。……决定后,市革会王少庸不同意砸‘联司’,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批干部支持我们,王少庸批评了警备区的几个干部,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他要我请示张春桥,我不同意,心想:“张不好表态,对了,错了,我自己负责。”(引自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这个交代的内容是文革专家王年一1992年亲笔抄录后提供给笔者的。省略号是抄件上原有的)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议论上,还没来得及讨论具体步骤和攻打方案。或者,也讨论过如果行动,该怎样分工。但不会是在8月3日这天。而且,即使讨论,也没有定具体行动时间,只是要大家作好准备。前面所引“分工‘工总司’南市区、卢湾区联络站负责黄浦江水面的水上阻击;冶金局及杨浦区联络站负责封锁苏州河桥梁”,以及张宝林所说研究上柴厂地形等,应该都是8月3日之前的议论,或者可能是8月4日砸“联司”时的现场部署。
  不过,正如戴立清所承认,即使通知人民广场大会时没有说去打“联司”,但大会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煽动。大会在深更半夜召开,甚至等不到第二天白天,而且召开时间很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紧急动员大会。

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将发生的武斗

  既然“工总司”总部8月3日没有专门开会部署砸“联司”,那么,8月3日晚上人民广场大会结束后,一些群众组织怎么会去包围上柴厂?
  “工总司”的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王腓利等都回忆说,他们当时听说,起因是“联司”(或“支联站”)的卡车故意冲撞市革会人民广场大会散会后的游行队伍,而且将人撞成重伤。
  王明龙对笔者回忆,他事后听说,那天大会后举行游行,游到外滩,正遇上“联司”的几辆卡车,双方发生摩擦。众人很气愤,游行队伍中有的厂有车,就开去上柴厂了。
  王腓利对笔者回忆,他当时听说,那天大会后,冶金局一些在上海杨浦工业区的工厂造反队,回厂途中在外滩与“支联站”发生冲突,于是直接开去上柴厂。
  叶昌明对笔者回忆,首先冲往上柴的队伍是“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下面的造反队,大会结束后他们游行,又在外滩与“支联站”冲突,被撞伤了几个人;而几天前的8月1日,冶金局下的造反队与“联司”在“大世界冲突”中刚死了一人,于是立刻开往上柴厂。叶昌明说自己在“888”听说冶金局有人开去上柴厂,还议论说他们这样做不好,不赞成。
  还据“工总司”的谢鹏飞对笔者回忆,8月4日早晨,王洪文听说“工总司”冶金联络站已经将上柴厂包围,大发脾气,说:“又是曹德宏,不听指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闯祸!”
  所以,王明龙、戴立清、叶昌明都认为,砸“联司”是个偶然发生的群众的冲动行为。当然,这个偶然行动有必然性,因为王洪文和他们确实一直想对“联司”下手。叶昌明对笔者说:“我们最开始是一直想把‘联司’与‘东方红’联合起来,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联司’越闹越大,还要成立全市性支联总部,大家于是觉得不砸不行,都说只有敲掉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联司’是一家工厂的组织。以‘工总司’这样一个全市性组织去砸它,似乎有点以大压小,师出无名;不像‘支联总站’,是个全市性组织,‘工总司’对它行动顺理成章。‘联司’几次在公安局和政法指挥部前示威,王洪文说,要是‘联司’冲了公安局或政法指挥部,就有理由对‘联司’行动了。但是‘联司’没有冲,我们也只好再等待机会。所以尽管我们多次说要砸‘联司’,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正具体讨论过行动方案。”(笔者2009年3月14日与叶昌明的电话)
  笔者在文革资料搜集者陈国康先生的帮助下,终于查到了当年的传单小报对叶昌明等所说“联司”冲撞人事件的报道:“‘联司’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卡车发疯般行驶着,朝正在外白渡桥下的我站造反队员扑将过来,顿时,飞旋的车轮碾轧了造反队员的身体,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多阶级兄弟就这样被这一小撮匪徒惨遭伤害了。新仇旧恨心中涌,万丈怒火胸中烧,怒不可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文章刊登在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主编的《冶金通讯》1967年8月22日“专刊”上,题目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同样提到这起卡车有意撞人事件的,还有同张小报上的另两篇文章:《革命英雄谱》,作者是“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人革命造反纵队”;《战地见闻》,作者是“工总司上海耐火材料厂革命造反纵队”。
  从这三篇报道可以看出事情发生的大致过程:8月3日深夜大会结束后,一些单位的造反队随即游行,在外白渡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造反队三人被突然冲来的卡车撞倒。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其中一人被撞成重伤,头破血流。肇事卡车撞人之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队员们为这个具挑衅意味的故意撞人行为激怒。3天前,“工总司”与“联司”曾经在“大世界”发生过一场武斗冲突,一人死亡,死者金乃林是上海冶炼厂的工人,正是冶金系统的,“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负责人曹早就恨死“联司”,这下更是新仇旧恨,当即决定,队伍开往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这三篇报道,都与前面引用的那些回忆吻合。
  此时,是8月4日早上5点。正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睡觉的王洪文被人从床上叫醒,告之说上柴厂被团团包围了。王洪文立即和王腓利一起驱车去事发现场的上柴厂,同去的共有几十辆小车,都是市革委会和驻上海部队的负责人。这个情景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这也证明王洪文事先不知道冶金局的造反队会去包围上柴厂。如果王洪文事先策划这场武斗的话,他应该在头天半夜市革委会组织的人民广场声讨“联司”大会一结束,就和冶金局造反队一起开去上柴厂。
  王洪文到了上柴厂之后,在现场指挥了砸“联司”武斗。王洪文8月4日这天始终在砸“联司”的现场,亲自指挥了这场大武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4砸“联司”确实是王洪文策划和指挥的。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天马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砸“联司”后不久,张春桥有个讲话,提到砸“联司”之事,也说事前没有搞过“作战计划”:“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张春桥1967。10。16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有时,看似偶然的事件,比那些先入为主的固定思维,可能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逻辑,更能反映历史的随机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必然中的偶然”!

作者赐稿,五柳村2011年7月29日收到。




 
程冠军 @ 2011-07-14 18:05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2011年07月13日 07:18
来源:人民文摘 作者:程冠军


核心提示: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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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人民文摘》2011年第3期 作者:程冠军 原题为《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全党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革”、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引燃康生问题“第一把火”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但“文革”时期却是重灾区。该校被康生把持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个烂摊子。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
重新启用,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
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由于当时中央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胡耀邦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组成的支部代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二、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

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

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

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当时这“两顶桂冠”还在,并且曹轶欧还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
比较慎重的。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
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
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
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的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的陈文斌、刘立中两位同志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

胡耀邦间接出手支持

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12月9日,到1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有党校教员,也有学员,许多高级班学员也纷纷来看,多数人看完后沉默无语。直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
来看。这天,胡耀邦不顾秘书的劝阻也去看了小字报。看完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
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
可以看。”

有人贴出了揭批康生的小字报的消息在中央党校不胫而走,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

如果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康生打响了“第一枪”。

向全党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
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有
603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据于光远记述,陈云说:“‘文革’初期,康生同
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
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5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
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
到1989年去世。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朗钧 @ 2011-05-21 21:51


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
(北京)朗钧

    最近阅读与清华大学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和书籍时发现,与当年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性组织成立的时机选择有关的叙述与本人记忆中的情况不符,其中似乎故意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史实。于是请求在美国的朋友在文革文库中帮助查找有关资料。邮件发出后不久,朋友寄来求其查找的资料。这些材料和我记忆的情况是吻合的。于是动笔成文。如若记忆有误或观点错误,请读者直言指正。


提出质疑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分裂为“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两大派性组织。确切地说,四一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造反派组织“诞生”于清华园,经历过两次“分娩”。第一次是1967年4月14日,组织名称叫作“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串联会”。第二次是1967年的5月29日,组织名称叫作“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两次命名都有前缀“清华井冈山”是为了表示自身组织的造反派属性与蒯大富的造反派组组织是属同类。


    “井冈山兵团”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多以“东方红”、“红旗”、“井冈山”命名,那是一种时髦,这里不多讲。


    “四一四串联会”和“四一四兵团”中的“四一四”这三个字就有点费解,尤其是对于后人。为什么不是“四一三”或“四一五”呢?团派人当年曾嬉笑说“四一四”就是“死要死”即“非要死”的意思,如414战歌所唱“完蛋就完蛋”。这种玩笑话当然不能够成立。也许当年的四一四人会说:我们的组织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所以叫“四一四”,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对。这种回答因果同置,也不能成立。


    1967年5月29日成立“四一四兵团”的缘由,是为了破坏已经达成协议的清华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当年四一四核心成员的回忆文字中被讲述得很详细。而第一次使用“四一四”这个名称,成立“四一四串联会”时的大背景很清楚,而直接导因却被回避了。


    一般而言,文革中,大凡用月日计数作为派性组织名称的,都是因为这一天或前一两天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某一派性组织具有某
种重要性。例如北京中学生在1967年4月初分裂为两大派性组织——“四三派”和“四四派”。就是缘于4月3日,当时的中国文革领导人周恩来江青等人讲了些指责北京市中学军训团的话,后觉不妥,让戚本禹在4月4日又讲了些要拥军爱民的话,挽回影响。但是,北京市中学生分裂成所谓“反军”的四三派和“拥军”的四四派却已成定局。


    “四一四”派为什么选择在1967年4月14日这一天聚众成伙?到目前为止,我见到过的四一四人撰写的回忆文字中,没有找到另人信服的答案。这些文字包括: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书);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书);沈如槐陈楚三的《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文);陆小宝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文);汲鹏的《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文)唐伟的《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文)等等。


    这里应该说明,除唐金鹤不是当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且她的书是专门记录清华武斗事件的;陆小宝、汲鹏和唐伟的文章也不是综述性文章,没有涉及“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这个话题均属正常。其余著书着文者,都是当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口径如此一致反倒是给出了一种提示,清华四一四派性组织成立的时机选择因此成为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分析




    1967年4月14日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反蒯势力在蒯大富4月10日批斗完王光美的大会后仅4天,就可以在清华园另立山头与风头正劲的蒯大富分庭抗礼了呢?


    沈入槐的书是这样写的:“清华园关于《罪责难逃》所进行的辩论为我们做好了舆论准备,(4月)13日晚上,我们邀请纵队20多个战斗组在二院召开形势讨论会,会上一致同意发起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因为串联会将在4月14日成立,所以简称”414串联会“。(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02)


    不知是忘记了还是因为什么其它原因,周泉缨的书中没有提及4月13日晚间的形势讨论会。他是这样写的:“见到《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与蒯大富一直尖锐对立的从”八八串联会“演化过来的各种自发的组织,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革命干部将在文革”三结合“的新政权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然对于自己文革后的前途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鉴于他们对蒯大富政治品性的一致认识,所以他们都自觉地联合起来,决意在干部问题上与蒯大富周旋到底。于是,在1967年4月14日‘四一四干部问题串联会’(简称‘四一四串联会’)也就在短时间迅速成立起来”(周泉缨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61)。


    虽然周泉缨和沈如槐都承认新成立的组织的简称是“四一四串联会”,但对全称的记述却很不同。周泉缨的文字在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当年四一四与蒯派分道扬镳,极力拥护“三结合”的实用主义企图。沈如槐和周泉缨的文字都间接或直接地承认四一四的出现与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有关。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下属的《井冈哨兵》、《金戈铁马》战斗组贴出《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简称《罪责难逃》)的批判性大字报。该大字报认为《红旗》杂志的文章没有歌颂群众运动,为刘邓路线翻案埋下伏笔。虽然蒯大富当天下午就以兵团总部名义表态,认为大字报《罪责难逃》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中央文革的林杰和关锋还是打电话指责了蒯大富,认定蒯大富犯了政治错误。


    自1966年7月下旬被平反,以中国造反第一人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之后,这是蒯大富所领导的造反派组织第二次犯“政治错误”。第一次犯“政治错误”是在1967年1月。阴错阳差,蒯大富下属的战斗队居然和反中央文革的联动一道参与了史称“十二月黑风”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政治风潮。在清华园贴出炮轰康生和周恩来的大字报。


    事隔仅两个多月,蒯大富再犯“政治错误”,他的对立面,后来的四一四人看在眼里,乐在心中。两次重大“政治错误”足以说明老蒯政治智商之低下。取而代之虽不可行,分庭抗礼还是可行的。只是机会还没有到来。


    这里需要对《红旗》杂志发表关于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评论员文章和调查报告的背景做一点分析。这个背景,在清华大学四一四领袖人物的回忆文字中没有得到另人信服的说明。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家里摆生日宴。中央文革成员悉数到场。毛泽东举杯。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之后,《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旨意,社论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提法就是源于毛泽东的“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的说法。


    1967年是大乱之年。这是毛泽东的意愿。历史也是这样的行进的。


    1967年1月13日夜间,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见面后,毛泽东很客气,问候了刘少奇的孩子们的近况。刘少奇则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第二,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刘少奇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了。毛泽东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对刘少奇提的要求,毛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毛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正是刘少奇的这两点要求,尤其是第一个要求,使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彻底打倒刘少奇。文革初期,毛泽东想通过批发聂元梓的大字报,诱发群众起来造反,在全国打倒一批基层、中层和高层干部,造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形成的既成事实,最终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他再也不敢就“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否合理与毛泽东有丝毫的争执。刘少奇为了自保,不惜牺牲这些干部。这就注定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统统下台,无一幸免。


    然而,刘少奇现在却想用自身引退换得解放广大干部的解放。这个提议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样一来,刘少奇将成为所有被解放干部的救星。毛反而成了不义之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让广大干部一起跟着倒霉。刘少奇的言外之意是在说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犯了“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如果毛刘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刘少奇将以此说问罪毛泽东。刘少奇以退为攻的建议提示了毛泽东,使他恍然而悟。《我的一张大字报》存在着一个巨大漏洞。只强调“凡是镇压学
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定刘少奇在1966年夏季的50天内,在学生和群众问题上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不够的。必须把文革以来,工作组也罢,造反派也罢,冲击干部队伍,打击迫害广大干部的责任统统算到刘少奇的头上。于是,为补1966年第13期《红旗》杂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之缺口,“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新提法醒目地出现在第五期《红旗》杂志上。“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既能够栽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之赃于刘少奇,又可以消解“二月逆流”中来自党内军内元老派关于干部问题对中央文革及毛泽东的质疑。


    有人分析,毛刘谈话时,毛泽东抽烟沉默的那一刻,刘少奇的人生悲剧被最终锁定,再没有回转的余地。是有道理的。


    到刘少奇的提示,毛泽东也开始调整他的干部政策表述方式。从单方面强调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变为同时也强调“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并在党内进行全面清新的总方针没有丝毫改变。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 (曹英等书《特别别墅——红墻以外的红墻》p268)“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还要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经过精心策划,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三枪拍案。


    第一枪: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简称《自首材料》)。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61人被定为“叛徒集团”。文件强调指出,这件事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不言而喻,刘少奇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招降纳叛的罪名可以落到实处。


    第二枪: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中对刘少奇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第三枪:就是上文所说的发表在第五期《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自首材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及调查员文章的面世是在3月底。但是这些材料和文章的策划和写作需要时间。尤其是调查员的文章,需要采访,它的成文更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可以成立的推断是:策划《自首材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及调查员文章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毛刘最后一次谈话之后不久。


    这三枪齐发是具体实施以打倒刘少奇为目的“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总规划的一部分。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法叫做“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蒯大富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这个大布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棋子。蒯大富本人也很乐意从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但是,以蒯大富的年轻幼稚和政治上的愚钝,根本理解不了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批判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用意所在。清华井冈山批判《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倒是蒯大富的对立面、后来的四一四人“高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01),客观上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派性斗争中赢得一局。实际上团派和四一四就是文革领导人手中的两张阴阳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根据牌局的需要。


    “《红旗》杂志调查员评论员文章本身就是四一四的诞生的道火线”。(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234)正是有了四一四人的拥护,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园才找到了群众基础。,而这个“群众基础”的角色本应该由老蒯的团派来担当的。


    对于第5期《红旗》杂志文章的表态,成为四一四人在文革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这个亮相很重要,虽然不可以像蒯大富一样受到同等的宠爱,甚至有些像后娘养的孩子还受到了一些歧视和打压,但是拥护第5期《红旗》杂志文章的立场就确保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中共文革领导者的承认。今天的四一四人总是强调他们当年和团派的争吵是“平民和痞子”之争。这种说法不具对称性,仍在延续40年前的派性之争,只有单向的批判,只说出了一部分事实。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市侩和痞子”之争。这样讲对文革派性斗争的双方就一视同仁了,也揭示清华派性斗争的实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四一四人到今天还在炫耀当年拥护《红旗》杂志文章的“正确立场”,说明他们当年和现今都没有参透毛泽东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用意。


    周泉缨说:“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问题基本解决后的战略部署,明确地刊登在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三篇文章中……而且在毛看来通过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由大乱走向大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泉缨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60-61)


    认为第五期《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以后而实施的“战略部署”显然是不对的。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过程中施放的一记重拳。也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总规划的一部分。“认为《红旗》杂志发表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是由乱到治的信号,只不过是周泉缨幻听中的天方夜谭。


    原四一四成员陆小宝的说法更奇特:“按照大多数人的常规想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为自己争夺权力。从这种想法出发,当时的《红旗》杂志的秀才们和四一四的学生娃娃‘理论家’们,自作聪明地给毛泽东设计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收官“招数: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然后顺势解放干部,恢复秩序,从此‘河归旧道’”。(陆小宝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作宫门抄的御用文人和娃娃‘理论家’为毛泽东设计“收官”招数?太荒唐了吧?


    陆小宝还说:“清华文革后来分化为团派和四一四两派:团派借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导思想;四一四则以《红旗》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将解放干部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陆小宝文《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红旗》的调查报告原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前者与后者之间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其中根本没有对立的内容。“学生和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两条大棒。前者,毛和中央文革交给了蒯大富。后者,也想交给蒯大富,蒯大富没有接手。四一四人检了起来。


    引用以上几段四一四人的文字是想说明,几十年过去,四一四中人仍然没有参透当年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的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诡秘用意的还小有人在。



四一四成立的时机选择



    人们不禁会问:四一四为什么不乘4月初蒯大富批判《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再次犯下“政治错误”的时机扯起自己的大旗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吗?


    那是一个机遇,但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一则是犯错误的毕竟只是蒯大富下属的一个战斗小组,不是蒯大富本人;二则是来自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批评并不很强烈。四一四人在等待蒯大富再一次犯错误,以便确定组织上发难的最后时机。


    周恩来3月26日接见新疆代表团时说:“清华井冈山有八千人,内部亦有左中右,可以辩论,有辩论,有对立好嘛”。(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59)


    周恩来4月6日三委代表时对蒯大富说:“假如造反派处于领导地位,要允许少数派存在,你们怕少数派干什么”。(《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59)


    周恩来的上述两次讲话后,后来的四一四人没有立即行动。是因为周恩来讲话中虽然指明了造反派内部可以有不同派别的出现。但是,有两个不利于四一四的观点明显存在于周恩来的讲话中。首先是左中右之分;其次是对造反派领导地位的确认。四一四不愿意做“左中右”中的右派是很显然的,四一四不愿意承认蒯大富的领导地位也是很显然的。故此,分裂的时机没有因周恩来的讲话而到来。


    4月14日在广州,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广州的群众代表时又说:“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说:”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部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内部展开斗争。旧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出现了‘……“。(《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60)


    很明确,这个讲话和上两次讲话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且传到北京的时间应该是在4月14日以后,而那时四一四已经在清华园树起了自己的大旗。


    任何来自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指责和批评对于四一四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利好时机终于出现是在1967年4月13日的晚上。


    4月13日晚上,谢富治、张春桥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部分大学生代表参加接见。蒯大富也在接见现场(谢富治、张春桥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中学生大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接见?还要从上文已经提到的北京中学生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以及前一天发生在北京27中学的所谓“四一二”事件说起。


    由于中共文革领导人在4月3日讲话中批评了北京卫戍区领导的北京中学军训团及其领导人李忠琦,又在4月4日讲话强调要拥军爱民,北京几十万中学生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4月12日,为了扩大影响,反对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反对北京市军训团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几万人在北京27中集会。北京27中地处故宫东华门外。当时整条东华门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炮轰李钟琦”(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是集会的主要口号。集会的高潮出现在中午。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宣传车出现在27中校门口。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清华井冈山支持北京四三派”的声明。由于“412”行动的突然性,使北京中学红代会和四四派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把四三派的这次行动称为“四一二事件”。


    “四一二事件”使北京中学生的派性争斗趋于恶化。2、3月份刚刚开始的“复课搞革命”的局面也被破坏。各个中学的军训团也被混乱的局面搞得无所事事。已经成立的中学红代会面临被“拆台”的局面。北京军训团和中学红代会都对蒯大富及其清华井冈山支持中学四三派“反军”“拆台”的行动表示不满。这些不满意见被反应到中央文革。于是,有了这次接见。


    4月13日晚间,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主持接见。接见一开始,蒯大富就成为被嘲笑的中心。


    戚本禹:蒯大富,听说你支持刘刚(清华附中学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拆中学红代会的台的大字报?


    蒯大富:没有看这张大字报。


    李冬民:(北京25中学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委员,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很“关心”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大笑)


    戚本禹:原来大家对你的意见很好。现在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意见?


    关于如何对待解放军时,戚本禹说:“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知道,要爱护解放军,……现在满街贴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说炮轰李钟奇的人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不赞成把矛头指向李钟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不赞成……,蒯大富也不赞成……。”


    “蒯大富就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错误不小,你们的错误比他的小,谁还有不犯错误的?大风大浪里学游泳,谁还不喝几口水?”


    “我建议你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然就会重犯历史错误。你如果重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和解放军的矛盾公开化,那就不错才怪?!那时就不好对你讲话了,因为已经有先例。”


    “最近我发现中学生水平很高,但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大学比中学高。(群众:蒯大富可不高!没有调查胡乱支持。)蒯大富的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就允许人家改正嘛!(群众:他怎么老错呀?!)”


    戚本禹又重谈对待《红旗》五期干部问题的文章的态度问题:“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张春桥也讲了话,他强调:“我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们商量过的戚本禹同志都讲了。”谢富治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既“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


    整个四一三接见过程中,贯穿着对蒯大富的批评,虽然不是很严厉,但是还是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蒯大富在如何对待解放军和支持中学生的派性斗争的
问题上又一次站错了队。第二、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下属批判第五期《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之事仍然耿耿于怀。但是,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整个接见过程中,弥漫在会场上对蒯大富的轻视和嘲弄的气氛。


    4月13日深夜,接见结束。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旋即被张贴在大学、中学校园。传达中央指示不过夜是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传统做法。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戚张谢讲话如同一幅催产剂,催生了派性组织四一四,正式拉开了清华大学派性斗争的大幕。当年四一四人看到戚张谢讲话后是何等的兴奋与激动。他们闻风而动,就在4月13日戚张谢讲话的第二天下午,即4月14日下午3点挂牌营业,“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串联会”正式成立。兴奋得心情延续到晚间,又选班子,又选核心,那一夜八成难以入睡了。


    但是,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四一三讲话在清华园引起的反响,蒯大富感到的沮丧,四一四人感到的鼓舞和刺激,还有决定利用戚本禹讲话作为向蒯大富发难的最佳时机,成立与蒯大富分庭抗礼的派性组织这些清华文革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却不能在四一四人的回忆文字中找到丝毫记录。


    统计沈如槐著作中记载与清华大学文革有牵涉的“中央首长讲话”,从196年8月4日周恩来第一次到清华算起,截止到1967年8月5日沈如槐代表清华四一四登上天安门,竟达34次之多。其中不但有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大人物的讲话,甚至还包括小人物林杰的讲话。更为细致的是,连阎常贵这类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记录都没有遗漏。可是,前网不漏鱼,后网不漏鱼,唯独将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漏掉了。此遗漏之动机显然很可疑。


    文革过后,戚本禹张春桥这些文革红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确实一塌糊涂了。撇清四一四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哪怕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才能为四一四的历史地位作证明。但是,43年以前,戚本禹是何等滚烫的人物啊。与之呼应就是与中央文革情同此心,与之响应就是与中央文革心同此理啊。正是有了这种心理之通才可以登上天安门啊。



关于四一四是否有“后台”的讨论



    沈如槐承认:“从三纵对到414,《红旗》杂志一直为我们反对蒯大富的错误提供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我们414的许多政治观点都能从《红旗》杂志中找到根据。……每当《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414照例都要去《红旗》杂志社庆祝、报喜,表示我们对《红旗》杂志的支持。因此,我们和《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136)这说明414和中央文革控制的《红旗》杂志散布的文革理论有着思想上的共鸣。


    去年见到唐伟的文章《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其中谈到四一四组织是否有后台时,有一段文字更加耐寻人寻味,他说:“干部子弟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上面指派专人直接插手清华大学文革,除了唐伟上文所说的来自《光明日报》的中央联络员、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在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中多次提到过一个被称为是四一四的“良师益友”的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记者张广友。


    沈如槐回忆,张广友1967年2月就开始介入清华大学的运动。他当年曾对沈如槐说:“你们上午交给我的材料,我保证晚上送到中央文革,摆在江青的桌子上”。沈如槐描述了张广友说这些话时不无得意的表情。张广友还劝告沈如槐不要与《解放军报》记者接触,因为军报记者是“支持那一派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234)。从沈如槐的文章中看到,张广友不是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观察清华派性斗争,而是深深地参与其中,他不但参加四一四领导层的会议,还为其出谋划策。在5月29日四一四人撕毁“四项协议”,重新组队,成立“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致使即将出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胎死腹中。张广友也参与了四一四的“拆台”行动。他甚至对四一四新组织的名称“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不以为然,说“我看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马国川文《张广友:新华社里三十年》)。


    张广友是何许人也?张广友,1930年生,辽宁省铁岭县人。1950年初参加工作,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进入新华社当记者、高级记者等。1982年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华社从国内各部门和解放军总分社陆续抽调一批记者,专门从事内参报道,张广友就是其中一员。……张广友先是在国内内参部领导下,搞动向专题报道。后来由于红卫兵进驻新华社内参编辑部,国内内参被迫停刊,1967年初合并到中央记者站办的内部刊物《快报》。《快报》停刊之后,新华社又创办了一个只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张广友成了这个重要机密刊物的一名骨干力量”(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63)。


    张广友生前着有《风云万里》《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大饥荒见闻录》。张广友对大饥荒的记录是他以记者为业一生对新闻事业最大的贡献。


    但是,他对与自己当年以中央文革和清华学生之间的媒介身份亲身参与指导的清华派性之争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却三箴其口、只字不提。读者只能从沈如槐的回忆文字中去查看广友当年可疑而模糊的行迹。张广友已经辞世。清华文革派性之争又少了一个见证人。



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到底是谁?



    周泉缨一向被认为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很多当年的四一四人并不承认周泉缨能够代表四一四,且《四一四思潮必胜》也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最近当年的一位四一四核心组成员这样讲:“关于周泉缨,请奉劝外边的人士不要把他看成为414的代表。这不过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自我炒作,当然还有老蒯谢富治帮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了。文革后他仍在炒,只是已经没了观众。……好多人同我聊起来提到,如果414思潮就是周泉缨观点,他们就要退出。”看来周泉缨当年和现在并不为所有的四一四人所认可。


    那么,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是不是沈如槐?他可是四一四组织的“第一把手”啊。从回忆文字,包括沈如槐本人的回忆文字来看,沈如槐之所以被选为“第一把手”完全是策略上的考虑。周泉缨和沈如槐都承认,选沈如槐为“第一把手”是因为他是低年级学生。为了在高年级学生离校后“可以保证四一四串联会”的连续
性。


    笔者认为,陈楚三才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文革中盛传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对此沈如槐的书中有所披露并为之辟谣。但沈如槐提到陈楚三曾说过康生就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p63)。


    关于陈楚三有必要多说几句。陈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儿子。烈士子弟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不会像刘涛、贺鹏飞那样,因为刘少奇和贺龙的垮台即刻之间由“好汉”变成“混蛋”。领导核心的纯度由红色血统予以确保。周泉缨也说过:“据传陈(楚三)也是康生的养子。江青在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面对蒯大富等曾经明确表态:”清华那个陈楚三是个好孩子,要保护他‘“(周泉缨文《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63)


    陈楚三在四一四组织中的地位通过撕毁“四项协议”一事,可见一斑。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主持下,沈如槐和孙怒涛代表四一四与团派签署“四项协议”,清华大学因此将实现“大联合”。是陈楚三领导的“东方红战团”首先表态反对“四项协议”。谢富治,团派和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都不放在眼里,硬是将即将出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搞流产了。足见陈楚三的能量和在四一四组织中的地位。


    蒯大富在文革中曾“炮打”过康生。之后不久,就在蒯大富的对面出现了一个唱对台戏的造反派组织四一四。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有待考证。总之,面对唐伟的提问,陈楚三为什么无言与沉默?值得深思。



“无愧无悔”与反思



    从史学的角度发问,四一四派别组织的成立有必要吗?

    有没有四一四的出现,造反派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清华四一四派性组织在清华园的出现和他们主张的“文革收官”论是不能自洽的。让蒯大富一统天下又当如何?韩爱晶、王大兵不都在各自的学院一统天下了么?难道他们坐稳了他们的江山?蒯大富没有资格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莫非周泉缨可以,还是沈如槐可以?既然认识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为什么还要折腾呢?回家做逍遥派实在是等而上的选择啊。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参加“揪刘火线”等行为说明四一四的文革理论和和他们的文革实践实在是自相矛盾。周恩来说,蒯大富的“对方四一四也不见得高明”。(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附件p320,周恩来1968年2月5日浙江代表时的讲话)是很到位的一句话。


    清华团四派性之争的最直接恶果就是在一年以后发生了毁坏公物,死伤性命的武斗事件。如果说北大是中国孕育民主思想的摇篮,那么清华就是孕育中国科学事业的摇篮。一座美丽宁静的清华园在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战争时期都没有遭到战乱的毁坏。但是,在文革中却在劫难逃。


    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施仁民不信道,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孟子之言可用作对中国文革年代之述描。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不曾想到,更无道的年代,纵有百死也难避其辱的年代尚未到来。更为可耻的文化之辱,道德之辱,国家之辱,民族之辱将会在他身后40年降临清华园。


    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在有关文章中指出:“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死伤人数还应该包括被7月27日那天被清华团派射杀的5名工人师傅和700多名受伤的工人和解放军。还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文革时期,清华大学学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59人,其中被逼自杀的36人。


    但是,面对最终导致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派性之争,四一四的某些领袖人物几十年后却给出了如下的表态:“蒯大富能够而且敢于下令向工宣队开枪,无疑显示了蒯大富,在误认为中央发生了反毛的政变的条件下,敢于进行武装反抗,所以蒯大富无愧为无产阶级左派的英雄”。(周泉缨文《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273)“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沈如槐陈楚三文《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是啊!正当我们青春年华,我们真诚地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苦难,让人生绽放,也造就了众多校友的传奇人生。我们都感同身受,无怨无悔” (唐伟文《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读后》)。


    无论是个体的无怨无悔,还是群体的无怨无悔,都是在表达一种留恋与怀念的情感。无怨无悔的文革情结最早出现在90年代一些“老三届”关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回忆文字中,典型的表述叫作“青春无悔”。进入21世纪后,老三届人渐渐懂得文学抒情不宜与道德分辨、政治是非的判断搅和在一起,无悔的情结也随之被抛弃。有趣的是,这种无悔的情结现在又出现在自认为比“老三届”政治上更成熟,思想上更深刻,且年近七旬的当年大学生的回忆文字中。


    并不是所有的四一四人在每个时刻都持有无怨无悔的情结。


    唐伟去年撰文《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文章中颇多警句。例如:“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又例如,文章结尾处唐伟坦言”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


    陆小宝说:“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陆小宝文《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汲鹏说“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写回忆录,一定要说实话,真正触及触及灵魂,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糟贱自己;不要媚上,也不要媚俗”(汲鹏文《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讲出这些话,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诚挚的反省,而更多的是需要勇气。


    阅读清华文革中人的回忆文章,发现有一边倒的倾向。出来讲话的多是四一四人。团派人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话,我只读过陶德坚陶世龙夫妇的文章。关于蒯大富的文字报道也偶有出现。唐伟的文章中披露的老蒯的那句话“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倒是很深刻的。


    但是老蒯本人至今始终没有动笔。如若动笔,老蒯会写“无怨无悔”这四个字吗?文革中的老蒯恰是青春年华之时啊,谁能说他不曾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思考过,奋斗过?



戚本禹“四一三”讲话批判《出身论




    戚本禹4月13日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出身论》。

    戚本禹说:“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


    1966年8、9月间,遇罗克写作、印刷和张贴《出身论》。由于其鲜明的反血统论立场,犀利的文风和严谨的逻辑论证,使得所有与之辨论的反驳文章都显得相形见拙。1966年10月,陈伯达步遇罗克之后尘,在共产党的工作会议会议上批判血统论。《出身论》也随之传变全国,遇罗克也名扬海内外。


    戚本禹为什么会在《出身论》问世8个月后问罪遇罗克呢?文革初期戚本禹虽然显赫,但是党内资历浅薄且官阶低微,不足以使他敢于批判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正确的推测,一定是有更重量级的人物对《出身论》的观点表示了非议和不满。而这个非议通过戚本禹这个传声筒传了出来。


    还有一件事应该和戚本禹的这次讲话有些关联。8天以后,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鼓吹血统论、反对中央文革的全部在押联动分子。


    从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批判《出身论》到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再到1970年3月5日杀害遇罗克,是什么人在导演这场杀人丑剧。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有等待文革档案完全开放的那一天。



《出身论》和《四一四思潮必胜》



    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烈士被害四十周年。网络上的悼念文章很多。


    是戚本禹的“四一三讲话”当年催生了清华“四一四”组织。这个讲话也是实施谋杀遇罗克烈士阴谋的起点。


    我一直认为,文革文字中有两篇文章最值得研究。《出身论》和《四一四思潮必胜》。因为这两篇文章传遍中国,都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不仅如此,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清晰地反映出了文革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水准和差异。


    《出身论》勇敢地指出了17年体制中最不合理的东西——血统论;而《四一四思潮必胜》则认为17年中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应改变的。由于遇罗克和四一四人看社会的视角不同,所以写文章的论点、依据和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


    遇罗克因“出身不好”没有能够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到农场和工厂劳动。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是在社会这所无形的大学中完成的。文革初期他就撰文批驳过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遇罗克遇难时27岁,而写作《出身论》时也年仅23岁,和清华文革中的在校高年级同学基本同龄。


    17年反传统、反科学、反民主的教育体制旨在扼杀了学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将英才变成蠢才和奴才,即使在清华园也没有例外。没有独立之精神,何谈自由之思想。四一四人以至绝大多数文革时期在校大中学生的文革文章中的观点都没有逃出毛的文革思想的范畴。


    2007年底,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缨在遇罗克被害37年前夕,著书立说谈论自己的文革观。在谈到《出身论》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诡话:“如果当年我选择了类似‘出身论’的信念,那么我的人生将可能是犯罪和反动的人生”,“因为‘出身论’代表社会弱势群体乌托邦式的‘恐怖主义’倾向”(周泉缨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p44)。


    周泉缨的上述观点和43年前戚本禹“四一三”讲话中对《出身论》的评价如出一辙,为谋杀遇罗克找到了比戚本禹“四一三”讲话更为充分的理由:“恐怖主义‘倾向。周全缨反对血统论,却赞成”重在表现“的政策。而”重在表现“则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而已啊。可见”理论家“思路之混乱。


    2006年,红卫兵“诞生”40年的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有过一个聚会。当年“三论造反”的骆小海是这样谈论遇罗克和《出身论》的:“遇罗克的《出身论》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当时却没有得到老红卫兵中反对阶级路线的清醒人士的赞同。这是因为,他的批判是带着派性的,用挖苦攻击一派人的口吻来说事,谁会买帐呢?如果他善意地说理,我相信,有很多红卫兵会被说服的,并且会给他应有的尊重。他最后被判死刑,虽然非常不对,但是却没有在已经反思的一批有思想的老兵中引起引起应有的同情,以及他身后应得的景仰。可见,一个思想者,最好不要介入派别斗争,这样实际上是贬低了自己。”


    当年遇罗克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已经被记入史册。姑且不论观点的对错,仅看文中混乱的逻辑,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不是遇罗克对手。骆小海想以派性之说贬损遇罗克只能自现其丑。


    如果赢得了红卫兵的尊重和同情,那才是对遇罗克最大的侮辱。遇罗克之所以会被后人景仰和怀念,是因其前驱的人权意识,更因其在那嗜血的年代敢以一人之身一人之理念对峙北京城数十万红卫兵的胆魄!


    有人说,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联动思潮的变异,只不过周氏“思潮”的表述比较温理性,不像联动思潮那样粗俗下流。纵观文革的进程和文革至今40年的历史,证明此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束语



    “四一四”派性组织的出现和谋害遇罗克计划的实施是同一时刻发生的两件事情。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四一四”思潮的出现和《出身论》的被封杀这两件事却像一把尺子的两端,度量了中国文革“大民主”的适用范围。


    遇罗克的人权观是那样的超前,直至今日也没有过时。而所谓“四一四思潮”并不比团派思潮高明多少,都不过是文革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清华园的变形折射。当然,更加认真详细阐述这两者之不同可以另外成文,不是本文的任务。

    (2010年4月14日)





 
王辉 @ 2011-04-13 18:14

五柳村编者的话:1968年2月21日那次中央首长接见,是冲着天津市的“黑会”和“黑戏”来的,作者没有注意到,康生讲话时还捎带了一句,别忘了清华大学的坏人。即文中说的“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因为是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发现的陈里宁,后来又参与了为陈里宁平反的活动。康生此语一开,他们就受到灭顶之灾,清华两派争相把他们抓起来,迟群、谢静宜入主清华,更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斗争会的规格与蒋南翔校长相当,获得康生的赞扬;实行“群众专政”,直到“四人帮” 垮台以后,这些教师受到的折磨和不公正对待,是外人难以想到的,在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有记述,以下篇章可见一斑。[[49]精神病?政治犯?[51]68.2.21[52]工军宣队进校[54]来到鲤鱼洲[55]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2011年4月13日。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王 辉

2011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1968年2月21日, 我上班不久,就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了。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 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许多群众代表都去北京开会,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呢?当时秘书组有两位军队干部,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当时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杨秘书也来秘书 组打听此事,秘书组同样告诉他不知道。他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江枫原来是公安局长,是“革命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的 代表。这才时过两个多月,人们和杨秘书做梦也不会想到江枫要出事了!

  后来得知,这次去北京开会是由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市革委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员家挨户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时 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也不说什么内容,只告知多带点衣服。(王本人也一无所知)听说他们到了俱乐部静静等候,快吃午饭时给每人发一袋面包充饥,下午统一乘解 放军的大篷车进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里住下,晚上去京西宾馆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 代表约千余人。

  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群众代表在前一段闹革命时一度成了“主人”,而参加这次活动直到开会前居然一无所知,又成了只会喊口号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一般群众代表,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解学恭对此会事先也是一无所知。据跟随解学恭的秘书回忆,他随同解 赴京开会时,因为当时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一律卡断,服务台的电话又不准使用。解学恭等人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人 家不让进,还要在外面等候,估计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电话问题。

  这件事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原来是后来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 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编排的。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 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了解到苏联克格勃对待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人关 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很快发现了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 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1967年初“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该版本在六十几天内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不料,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的言行,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她的信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岂能容忍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陈伯达 出狱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 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中央首长接见

 

  1968年2月21日晚9时半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 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 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 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 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工具。

  陈 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 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 不是文艺界的人士。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 系。陈伯达在1964年 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 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 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 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 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 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 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 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 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 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 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 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 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 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 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 (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 力!不怕!)……”

  最 后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 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 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 9日和12日 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 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 “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这 次“二二一”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 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红”了,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们参加小站“四 清”也成了“光荣经历”,被早早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态度一变,陈随即迎合,这几个人便成为牺牲 品。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王亢之在从北京返回的当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 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

  当时原天津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核心的就是江枫。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 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 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鼓动人们造 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 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 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1967年2月14日,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天津警备区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 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当时江枫参加了市革筹小组。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 一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总理曾给江枫写过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并在会上表扬过江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京召见过江枫,动员 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从江枫在“文革”中的命运就不难看出,当年他是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后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枫是老公安局局长,精通业务, 但个性强,对以万晓塘为首的市委有不满情绪,在一定气候下起来造反。记得在“四清”时,赵武成认为公安局右倾,找江枫谈话进行批评,江枫在市委大厅碰见我 时,皱着眉头说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 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予以平反。

  当时天津市极少数起来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其后几乎都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人们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写密信引发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凭王曼恬一个人恐怕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近 年来在关于“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说在“文革”中有两股势力,或者说是两个集团,一个是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其中江、张和王洪文、姚文元关系 最密切,后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一个是以林彪为首的少数军队高层。后者与“四人帮”的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采取措施,林彪出逃丧生,这股力量被粉碎。 陈伯达由于向林彪势力靠拢,首先被打倒,“文革”的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王曼恬也没有好结局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 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 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 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 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 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 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 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 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 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 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 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是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 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 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 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 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 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本文作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革委会工作,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