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风雨路
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
看潮生 发表于 2009-06-09 22:41:03
[老万按语] 记得英国的一个什么哲学家说过：一个人就是整个世界。你内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同理，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就有什么样的文革。
十几年前，姜文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巴黎上映，他讲了一个部队大院“挺能杰”眼中的文革，和我知道的文革大相庭径。姜文帮我扩充了关于文革的视野。而且，每个人的文革，都定格在自己生命的最辉煌处。所以，姜文的文革“阳光灿烂”；蒯大富的文革离不开对江青的迷恋；郑义和刘国凯看到了“人民的文革 ”；在胡平眼理则是“比赛革命的革命”。
能像芦笛那样，跳出三界之外，用“毒眼”俯视文革，论述得条清目明、如此精辟的，实在难得。我把芦文转贴在下面，供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芦笛
那天老万对老蒯赞江青大惑不解，说江青那浅薄恶俗娘们劲，连当时的逍遥派或小爬虫们都瞒不过去，如何会令智商并不低的老蒯迷恋终生？他还谦虚道，大概只有芦笛的“毒眼”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云云。
其实这并不需要什么洞察力便能理解，在我看来，这世上有两种人：冻结的人和流动的人。老蒯、韩爱晶、老郑（义）、王司令、刘国凯就是前一类冻结在西伯利亚的猛犸，而我等凡夫俗子则庶几可以算是流动的人。
这当然是文学比喻，且有违反坛规攻击网友之嫌，不过，舍此还真不便浅显明白地说清问题。我深信老郑等人不会和我计较，毕竟，用老马的话来说，他们是我的“阶级弟兄”，大家都是“老子反动儿混蛋”，何况我并不是存心侮辱人。
当年读列主席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觉得里面大谈特谈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过于简单了些。列宁同志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感受看成了如同照相那样的机械过程，彻底忽略了人脑中的“透镜”和“胶片”乃是主观制作的。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眼中的客观世界其实是主观加工出来的。大多数人只会看见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所以，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来可以是一片光明，也可以是一片黑暗。
这就是司令、老郑等人至今还在坚持“人民文革说”。这和蒯大富至今肯定江青其实没什么区别。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老蒯比老郑、司令、国凯等人还要诚实得多。
人的一生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上，有高峰也有谷底。悲剧在于，人生常常并非广东音乐“步步高”，也常常不是在高峰结束的，于是心雄气傲的人常倾向于把自己的一生冻结在那高峰上，从此失去了智力发育可能，如同我家养过的那只僵了的小猫似的，再也不会长大了。
我看这就是发生在上述同志身上的事，也就是老郑说的“永葆青春”。只要在精神世界把自己冻结在一生的最高点上，自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也，其实这是很值得羡慕的一种活法。
现在来看老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不就是充任叱咤风云、左右乾坤的“五大领袖”之首的那几年么？如果否定了那段光阴，他此生岂不成了一团漆黑？而如果要肯定那段光阴，他就别无选择，势必得连带肯定把他亲手带到那眩目高度的恩公恩婆们。至于江阿姨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俗则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他是绝对看不见的。鬼子谚语说什么“Seeing is believing”，我看整个说倒了，应该是“Believing is seeing”，更准确地说应该是“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believe to be there”才是。这现象古人早就观察到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这意思，只是老祖宗一如既往地没能力说出发生机制来而已。
这点简单道理，我早在婚后不久就悟出来了。已经交代过，本人是匪婿党党员，受余大郎直接领导。婚后我常跟泰山大人说实话，弄得他非常upset，后来我悟出这么做实在太残忍──告诉人家他那一生全花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祸国殃民上，流血流汗，亲力亲为，帮着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凶残的社会制度来，就算是说服了对方，你又让人家怎么活下去？这种残忍的事，也只有匪婿党党魁余大郎的大小舅爷大小姨们能干出来。
所以，那夥文革元老至今坚持“人民文革说”，从人道的理由看，我觉得是应该的。赞同他们的主张，应当视为一种慈善行为。
我觉得难以容忍的，还是阶级弟兄们的智力和出身实在不相匹配，连累我这狗崽子也跟着他们丢脸，这就是我想在《五一六通知》发表４０周年之际，再咕噜一番轱辘话的原因。
吾党党魁余大郎那天作了个“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义，作为领导他的特首，我作了御笔朱批，同意发到县团级。不过，鉴于小帮菜们丝毫不知道昨天的历史，还得补充解释两句。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针对党官僚集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当然是为了权力斗争，把他心目中的威胁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是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是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明眼人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其实也是许多民朋的奋斗目标──他们毕生追求的不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鼓吹的手段不也正是暴力革命么？这还能和毛有什么差别？正因为毫无差别，胡平同志才不顾起码事实，非要把毛那个超级理想主义者打成“犬儒”，而他们自己则当然是真正志士。于是这新时代毛共革命和经典毛共革命之间的“无差别境界”，便神妙而方便地变成了“志士”与“犬儒”的“天渊之别”。
这些冻结了的同志心目中的“民主”、“解放”只能来自于红宝书毫不足奇，令人骇然的是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实，竟然只有我说出来，而我在指出许多“民运”人士其实不过是毛共余孽之后，竟然一度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既然有革命，当然就有反革命，伟大领袖想发动新革命，搞倒官僚党，当然要引来对方的反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就此一分为二，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革命派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而反革命派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换言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给日本军人宫本武藏的“大和魂”从头到脚劈成了尺寸基本相等的两爿。
中央的造反派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以及敬爱的康老、谢富治等人，而中央的保守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干人，三位头面人物给打下去后，便是什么“四总四帅”那干老家伙们。人民的好总理则是“老子平常儿骑墙”，当时也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这两大阵营之分，在九大特别突出：左派坐在主席台左边，右派坐在主席台右边，毛在正中，林彪在他左边，而周在他右边。按地理方位来说，周应该是右派头子，但摄影镜头却从周那儿取景，画面从周开始，将所有左派代表收入镜头，使用江阿姨最热爱的“长镜头”拍摄。右派代表则只是惊鸿一瞥地掠过去，摄影师还专门挑老家伙们累极之时、七歪八倒瘫在座椅上的丑态拍，每逢此时，观众便报之以嘘声，如同过去见了国民党反动派似的。
地方也同样有这两大分野，党政军大员同样分裂为两派，各自效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幕后操纵革命群众，利用他们作炮灰，为自己打代理战争，打倒自己的政敌。两大派都誓死捍卫自己的后台老板，说他们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坚决打倒对方的后台老板，说他们是刘邓的反动爪牙。
从中央到地方，是参加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那决定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央首长，是地方首长，还是群众，参加造反派者多为不满现状者，在干部是宦途失意，在群众则是受过迫害或自觉受到不公待遇，而参加保守派的则是既得利益者，或自以为是既得利益者（后面这条非常重要，工农大众中自以为是既得利益者的同志特别多，凸显了本民族的愚昧）。
所以，在基层，参加造反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比较多，而参加保守派的出身比较好，多为中下级干部，过去的劳模，复转军人等等。但无论是哪派，传统的阶级敌人是断断不许参加的──那本来是人民革命，而地富反坏右资并非人民。
和毛共过去的革命不同，文革具有很独特的特点，最主要的一条是，它不是靠革命党来操控，而是靠伟大领袖的精神感召，于是它便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革命，也就是“受控的自发人民革命”，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现象。
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强调过，早在上世纪初，列宁便发现，如同法国大革命那种自发的人民革命已经过时了。科技进步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镇压人民的优势，因此，新时代的自发人民革命绝对不会成功，必须由专业人士去制造，而这专业人士，便是集黑社会组织和军队于一身的革命党，这就是列宁同志的建党理论，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一条，则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从空想变成可以操作的工艺。
从可操作性来说，即使没有统治者的镇压，自发的人民革命也根本就是不可控的，正如谁也无法控制雪崩或火山爆发一样。法国大革命的经典例子就不用说了，光看８９学运就足矣：其实后期许多长胡子或不长胡子的老同志都觉得这么赖下去不是事儿，但柴玲、李禄等一小撮匪徒就是要死赖在广场上，而参加学运那么多人，竟然也就谁都拿那几个极端分子毫无办法。
据说老邓曾让老赵去试试他的怀柔手段，阎明复受命去跟学运领袖磕磨面头，想让他们在戈氏访华前撤回去。紫阳这儿的政治赌博的整个前提假设都错了── 自发革命可不是他参加过的中共革命，根本就不是可控的，即使老阎说服了所有的学生领袖，那也什么鸟意思都没有，无非是制造出更极端的新领袖来罢了。可叹老赵顾问那么多，竟然也就没谁有这点常识，以致断送了卿卿性命。
因此，要使人民革命收发随心，控制自如，前提就是有个共党那种神经系统，把作布朗运动的暴民大杂烩变成可控的定向流体，用操控军队的方式去操纵人民，这才能达到革命设计家们的原初意图。
然而毛面临的难题却是对党自己开刀，很明显，他不可能再使用传统的受控革命手段，靠我党去率领人民大众进行新长征。这人可真是造反天才，居然想出“ 踢开党委闹革命”，靠造神运动为他制造出来的上帝声望，直接诉诸暴民，制造出那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来。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不能不让人赞叹其首创精神，他老人家当真是世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的伟大的犯罪天才。
如今许多人把那场革命简化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同志忘记了，权力斗争必然是任何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文革当然是我党内部最大规模、最暴烈的权力斗争，但因为这点就无视其社会改造内容，把它开除出革命队伍，那就绝对只能是毛共余孽“理论家”才能干出来的事。
悲剧恰恰在于文革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是如此，则哪怕是要砸烂全党，伟大领袖也能在短期内胜任愉快地完成那个任务──他只需动用枪杆子强行改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组织就完了。从单纯的权力斗争角度来说，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工作量比文革大到不可胜计：９０％的党中央委员都给肉体消灭了，但靠秘密警察的专业队伍，这伟大任务很快就以高效率完成了，社会纹丝不动，丝毫没有引起党官僚集团的疯狂反扑。但毛如果那么做，就根本达不到教育锻炼培养广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为此他非得把广大人民发动起来，去投入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可。
这就是文革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不是过去“民主革命”那种“运动群众”，具有浓厚的自发群众运动性质；另一方面，它并不按群众运动的自发走向进行，却始终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宏观调控”，严重偏离斗争大方向的言行立刻就遭到严厉制裁。
在文革中，全国党政机关都瘫痪了，代之以群众组织，但它们根本不是列宁党那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精英组织，而是类似西方议会政党的无比松散的全民性俱乐部。谁愿加入就能加入，想离开就能离开，哪怕是在武斗高潮中也如此，大家都是自发地凭兴趣玩票，组织对个体行动根本就没有控制力。下令“ 枪毙逃兵”的，全国也就只有王司令一例。但即使在那极端例子中，该命令似乎也没有得到执行──就算司令能成立个督战队，那些人也只会是靠个人爱好，自发报名参加，自发踊跃杀人，要这种纯粹的志愿者去枪毙突然丧失武斗兴趣的战友，根本也就不会有人去执行。下这种无人执行的命令只能证明一件事：从年轻时代起司令就是个糊涂虫，一个人糊涂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糊涂，决不清醒，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
既然如此，毛又是怎样对运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靠与过去的组织领导截然不同的“思想领导”，让毛思想直接与革命群众相结合。“两报一刊”定期发表的社论和不定期发布的毛的最新指示取代了红头文件，将毛的意图告诉大家，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们也三天两头接见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运动的大方向给予具体指导，并解决各部委和各省的重大问题，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乃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和群众见面”，没有一个官僚系统作为中转机构。
如果使用理工科干面包擅长的“理科思维”（也就是与文科绣花枕头们惯用的文学比喻毫无本质区别的“数理比喻”）来描述这种奇特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 ”，那么，文革类似于电磁场现象。伟大领袖是那磁体，不通过任何有形介质，就在真空中把磁场传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之中，而八亿子民就如同无数指南针，根据那无形的磁力线调整自己的定向。
由此可见，这场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参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无数磁针们根据“毛主席革命磁力线”来决定自身定向的无限忠诚。从宏观上来说，虽然文革延时远远超出了伟大领袖的预想，但他靠自身的磁场仍然基本控制了运动走向，并没有玩火自焚，让这场自发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显而易见，如果造反派头子们如老郑、司令、国凯等人没有这种自发的忠诚，则运动根本也就不可控，这就是那几位冻结了的史前动物至今还在狂热歌颂的“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的实质。
说来好笑，文革颇有点像西方的两党政治。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西方两大政党都是松散的全民性组织，谁愿参加就能参加，谁愿退出就退出，根本没有什么组织纪律约束，两派议员都是人民代表，按双方同意的游戏规则进行文斗，根据这一游戏规则密切监控对方，一旦发现对方犯规便抓住大作文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营私舞弊现象。
文革初期也有点这种模样：全国分裂成了势均力敌两大派，虽然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反革命派，但两派在名义上都算“工人阶级内部”，并非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两派都严格按照游戏规矩行事，并以此严密监控对方，那游戏规矩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文革完全可以看成是“忠诚大赛”，双方比赛谁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正因为此，毛不但没有玩火自焚，他的威望反倒因这场自发人民革命空前提高了。西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政体的廉洁，而东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民间颂毛马屁文化的空前繁荣。
任何一个有点西方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如果毛是个有点起码深度的思想家，则据此不难摸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的独特道路来，那就是正式解散那个万能的共产党，只保留革命两大派组织，让两者竞选进入革命委员会，在忠于毛的大前提下管理自己。如此即能建立起一种马恩列斯从未想象过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这种新式的“人民民主”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美国南部邦联实行的奴隶制民主，或改革前的南非实行的白人民主，亦即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权，传统阶级敌人则被彻底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毛这么试验过，那是否成功另说，光这在理论上标新立异的摸索的原创精神就足以让他留名思想史了。可惜无论是从领袖还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种事都绝不会发生，于是毛便只能作为一个权谋大师而不是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毛的精神视野是由两方面的阅历铸就的，也就是在线装书的陈腐框架中填充了大量的权力斗争和革命战争经验，他最致命的知识结构缺陷是彻底缺乏西洋文明常识。如果说我的阶级弟兄们代表了毛时代的活化石，那么毛在本质上则是从２４史中直接走入２０世纪的秦始皇加黄巢。这就决定了他和儒家一样，把“分裂”等同于“失控”，天然热爱“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他最爱卖弄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其实最不懂这所谓“规律”。在他，“相反”决不可能“相成”，只能是“相斗相灭”，“对立”跟“统一”其实没什么相干，“一分为二”其实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对立消灭规律”。因此，两大派的形成不但出乎他的意外，而且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让他处于无限困惑之中，最后他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压制派斗，直到临死，他也没能达到鬼子们中的大老粗高度，意识到派斗其实是可以被引入建设性轨道的。
从群众这边来看，从两大派对立进化为“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和伟大领袖一样，人民同样将“对立”视为“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最可笑的是，两派的对立其实是利益使然，但全国人民中竟然没谁意识到这点，却把它看成是什么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大是大非的原则之争”。而这就是文革“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前者是“道义大赛”，后者则是明火执仗的争权夺利。于是两派斗争就只能是比赛谁更“革命化”，而这抽象的“革命化”除了用直观外在形式表达对领袖忠诚（诸如“红海洋”、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之外，便只能诠释为禁欲主义。双方竞相“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其实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去人欲存天理”，使得禁欲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就这样，破天荒第一次，中国人民有了机会管理自己，但他们做到的，却是如同里弄小脚侦缉队一样，去管制自己和对方对毛的忠诚度，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虐水平。
尽管这场受控人民革命没有backfire，让毛作法自毙，但它仍然以惨败告终了，在很大程度上，那乃是毛的个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文革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模糊革命”，从发动者到参加者，竟然没一个人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后来的八九学运深得其真传，同为中国独有的政治人文景观。
我曾在旧作《革命理想越崇高越反动》中指出，人性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因此，一个社会理想越完美，也就越偏离人性，无视人性去强行实践这崇高理想，就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国际共运留给人类的教训。毛的文革瞄准的乃是最完美的社会理想，当然只能以造成巨大灾难收场。
更糟糕的是，那理想社会具体是什么模样，应该怎样建构，毛非但没有设计蓝图，而且连个大概其的念头都没有。此人是破坏天才，建设白痴，根本就没有制度建设能力，缺乏起码的智能，去把他心目中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模糊憧憬，翻译为世俗的实在的可行的社会制度。从intellectual的角度来看，此人的气质更像诗人而非思想家，对理想社会只有浪漫幻想而毫无建设性想象力。作为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在权谋，可惜这在建设中丝毫无用武之地，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理论建设都如此。
说到底，毛的全部本事也就是发动和操纵群众，问题是，让群众起来并不难，但起来干什么？怎样才能建立起毛心目中的那个“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乐园来？到了这节骨眼上，对不起，伟大舵手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等零碎“新生事物”，他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谁都不明白其具体内容的“反修防修”口号，再咕噜上两句说出口后马上又收回的“巴黎公社”的零言碎语，那就是他的视野的天尽头。
就连革命对象他都没本事确定。过去“民主革命”倒没有这问题，对象就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革命对象都有简明的操作指标。帝国主义不用说，凡是非毛子的白人统统赶出去就是了；封建主义则是地产达标的农民；官僚资本主义更简单：凡是在国府任职而又拥有生产资料者统统雀屏入选。
新革命的对象据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麻烦出在那根本不可操作的定语上。一开初，这问题倒是好解决：造反派将它简化成了简易可行的“老当 ”──当权派，凡是作官的统统推倒，而这就是“一月风暴”的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在一夜之间“靠边站”了，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乱，如果毛的革命就是这么简单明确，那到这一步也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但恰在此时毛表现出他的叶公好龙的狐疑本性来。他既是走火入魔的浪漫主义者，又是精明入骨的现实主义政客。他知道造反派乃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这是当时的流行用语）的大杂烩，搀杂了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就是出身或成分不是那么清白的同志。尽管他们往往比出身好的同志还赤胆忠心，可他绝对不会信任这些人，觉得自己的基本队伍还是那些根红苗正的老同志。
于此，毛遇到了那个他始终无法解决的悖论：赖以发动推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不能信任，而他能信任的基本队伍恰恰又是反革命派。其实，如果他明确宣布一切党官都是革命对象，那问题就好办了，旦夕之间，所有的人都会变成造反派。但他又认为“广大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需要的只是教育而非打倒。这就是毛始终不敢宣布彻底砸烂旧的党国机器，重新塑造新的国家机器的原因。这种欲言又止的革命，用难听的民间俗话来说，便是“养半截孩子”──胎儿生出半截来，产妇便改了主意，不想再生下去了。
在这点上，他很像一个拔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上云霄去的痴汉：一方面，他对旧式革命制造出来的官僚机器深为不满，试图直接诉诸人民，把官僚机器砸烂重塑；另一方面，他精通并赖以发家的又是过去那套靠党去“运动群众”的战略战术，完全扔掉那套得心应手的统治机器，必然让他胆颤心惊。
毛解决这个悖论的办法，是去调和不可能调和的事，推出一个不良不娼、非驴非马的根本无法运转的怪胎来。他先号召“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最后发展为 “军人、干部和群众三结合”。原来“靠边站”的老干部纷纷响应毛的号召出场，学习伟大领袖的榜样，争相打代理战争，拉一派保自己，去打倒政敌。
此时毛对革命对象的模糊“界定”便成了造成空前混乱的绝妙诱因，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坚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都可以指责对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都在同一个党领导下，那“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争不过是几个月前才匆忙捏造出来的神话，现在愣要把一个党划分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说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说谁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还不明摆着是鬼话一通？
吵闹半天，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组织派系上，把刘邓死党清除了，但大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根本也就没有手眼通天的福。死老虎倒是容易扔下船去，但这并不能解决活老虎之间的权力斗争，于是政治斗争必然就要进入武装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所谓“吵得赢就吵，吵不赢就打”。
其实，就连毛本人也没本事裁决谁是走资派，这就是他为何始终认为两大派都是“工人阶级”的原因。中国政治斗争从来是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之争，如今革命领袖本人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鉴别敌人的标准，无法果断地把一方算成是该消灭的敌人。既然大家都是同志，不是镇压对象，则两派当然只可能像西方两党那样互不相下，谁也吃不了谁。可笑的是毛至死不悟这是他“敌我不明”的革命政策的必然产物，却始则为两大派的出现大惑不解，继而对无休无止的派斗腻味到了姥姥家，竟然连“斗批走”的伟大战略部署都提出来了。
至此，文革便从“群众受控自发推翻党官集团”进入“党内两派代理战争”的新时期，最后又因人民厌倦退出而蜕变为党内两派的角斗，直到毛死，这场持久战才算最终落幕。
增加这混乱的另一重大因素是军队，它是毛的“长城”，是毛敢放开让大众跳梁的定海神针。但他忘记了一条：军队乃是党官僚集团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已经说过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很不一样。苏联是“党造军”，先有党国，后建军队，将领们都不是老布尔什特，而是被政委监控的前沙皇军队军官。而中国是以军造党建国，靠军队开辟根据地，去创造出党组织和政权来，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所以，中共军队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苏军根本不一样。共军高级将领同时也是党国要员，这和二战前的苏联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毛共没有单纯的文官，所谓“文官”自毛以下，不是转业军人就是兼职军人，白区党那夥人倒有点纯文官的模样，但那只是小头。从全局看还是军即党，党即军，两者根本就分不开。因此，奉旨造反的矛头也就决不可能只限于党政组织，迟早要冲击到与之千丝万缕的军队头上去，要清洗党官僚而放过大小军头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为了保证革命彻底，毛必须也清洗军队，但为了留下定海神针，他又绝不能碰军队。Once again，毛又一次遇到了无法解决、只能绕过的悖论。而如不解决老干部和军队问题，则他死后革命成果必然要被这些强人颠覆。可笑的是毛似乎始终没看出这点来，反倒去实行“三支两军”政策，使得军队得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地方权力斗争，以枪杆子为后盾效法文官打代理战争，使得两派武装斗争火上加油。
综上所述，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
细心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海外民朋鼓吹的新时代的“民主革命”同样具备了以上特点：只有朦胧如梦的美好憧憬，毫无具体的天国蓝图，不但没有切合中国国情的施政纲领，就连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甚至连革命对象都不敢确定，只有本事喊大而无当的空洞口号。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措施，便是老郑“抓住贪官便杀”的豪情壮志，而这种公开践踏法治的不折不扣的暴民主张，就连老毛没敢在臭名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来过。中国的革命家们当真应了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
说文革在宏观上没有失控，是说它始终没有将矛头指向发动者自身。但从别的方面来看，因为在本质上是自发人民革命，文革也体现了不可控的特点，超出了发动者本人原来的意愿。
失控首先表现在“能发不能收”之上。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场人民革命，只有以革命党作为神经系统，以指挥军队的方式去指挥暴民，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收发随心。中共过去的“民主革命”和执政后开展的一系列的群众运动都是如此进行的：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就立即齐步走，再一声令下，则全国人民立即立定，当真是如臂使手，屈伸如意。
文革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却迟迟不动，他不得已只好发动“大串连”，让革命学生免费流窜全国，把圣旨传到草根百姓之中去。等到全国人民一哄而起之后，他再下令让他们停下来，却谁也不听招呼了，原定三年结束的文革成了看不到终点的持久战。
按他原来的“设计”（如果那也配称为“设计”的话），文革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也就是“斗倒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其大致构想就是在打倒走资派并在理论上肃清流毒之后，转入新制度建设。
但文革实际进程却始终纠缠于“斗批”阶段，从未进入“改”的阶段。这当然首先是革命对象含糊不清造成的，前面已经说过了：谁是走资派根本就无法裁决，因而谁都可以是，谁也可以不是，这便给两派无休无止缠斗造成了“理论依据”（准确地说，是深如河汉的理论漏洞）。即使解决了这问题，那也不可能有什么郑重其事的“改”，因为伟大导师本人并无具体蓝图，怎么个照图施工法？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派虽然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无视伟大领袖“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光辉教导，把对立面视为必须无情消灭的阶级敌人。这本来也符合毛泽东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既然自己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代表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当然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敌人不是？
因此，滑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两派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比伟大领袖本人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是伟大领袖本人想调和折衷和稀泥作乡愿，而他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如此纠缠下去，他老人家自然丧失了耐心，在与五大领袖座谈了大半夜后（那大概是他为时最长的接见纪录吧），他终于再度发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而群众组织并不能代替这革命党，以他上帝般的声望，竟然连几个学生娃娃都指挥不动。于是他便别无选择，只能将“斗批改”改为“斗批走”，派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将中学生统统赶到农村去，让大学生终于毕业。
问题是工矿企业职工没有“走”的去处，于是两派缠斗就只有靠人民大众丧失兴趣自然熄灭。在这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时断时续。到后期，工矿企业只剩下几个派头头还在跳梁，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假期。我已经在《纪念姚文元》中说过了，到７０年代中期，我等广大工人屏息翘首以待，只等那几个派头头去冲击党政机关，立马就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地赶回家去，迫不及待地投入波澜壮阔的“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的人民战争。
因此，文革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永未结束的新长征。他把魔鬼从胆瓶里放出来后，便再也不知道怎么收回去了。这场革命于是便只能以不了了之，了犹未了，如同排便不尽一般，造成三焦闭塞，憋得难受，不时要发作出来，不但在８９年又全民发作了一次，而且革命火种竟然播散到海外来，至今犹有老郑、司令、国凯等同志“兴灭国，继绝食”，薪火相传，发誓要把那憋了回去的怨毒排出来，把流产了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全面胜利复辟的保皇派。这些同志当之无愧是比毛主席还要坚定彻底的革命派。
为这些同志至死不能接受的，是那么几个事实：
１、无论是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来看，造反派乃是为毛冲锋陷阵的新型党卫军，其斗争大方向基本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之内，毛对他们骨子里的猜忌以及在利用了他们之后加以无情抛弃并不能否定这一事实。
２、地方造反派和中央造反派属于同一政治势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者是前者的红后台，前者是后者的红小兵，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不能因为后来四人帮倒了霉，便连这铁的事实都要赖掉了。这就是我为何说蒯大富比我那几位狗崽子弟兄还要诚实得多。建议他们在为文革翻案的同时，也为伟大正副统帅和中央文革翻案。
３、造反派投身革命的主观动机，就是我那不成材的马弟弟说的“庶出与嫡出争宠”（这是该小子一生说出来的难得不糊涂的话语之一），无非是对红崽子们垄断了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权”而心怀嫉恨，因此拍案而起，去证明“老子比你更革命”而已（NND，“忠于毛主席”竟然也成了一种“天赋人权”，而狗崽子们竟然因为这神圣权利被红崽子们无理剥夺了而起来造反，当真是中国才会有的奇观），并不是出自什么后来追加的“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神圣动机。这一事实明明白白地写在老郑和胡平的回忆录里，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什么“趁机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全是现在才追加的谎言。其实毛猜忌成性，最忌惮的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连《刘志丹》那种烂书都不能容忍，岂会任尔等那么干？
４、外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乃是争吃打闹引发的，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是北美独立战争，都是因为国王要收税、人民要誓死捍卫钱包而大打出手。因此，似乎可以说，“刮经济主义妖风”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但造反派争取的却是与红崽子们同等或甚至超过对方的忠于伟大领袖的“政治权利”。从头到尾，它都是一场政治斗争而非经济斗争。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争论只有那么一条：“你们是老保，我们是老造，你们保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狗，我们保的是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优秀革命干部”。这就是他们的“革命纲领”，就是他们的“２０世纪XX公社宣言”，就是他们的革命的全部意识形态内容。他们的革命只给人民带来战祸、新式迫害和更加艰苦的物质生活，从未给人民带来些许物质利益。
５、为了证明自己比红崽子们还忠诚，造反派对传统阶级敌人更加心狠手辣，在排除对斗争大方向的种种干扰诸如“经济主义妖风”、“翻案风”时路线觉悟更高，革命立场更坚定，更加重义轻利。一言以蔽之，这些弟兄们代表着共产主义流派中更极端的那一派，因而离民主也就更远，实质更反动。
６、造反派只代表了一半人民，他们的革命是针对另一半人民的毛共式斩尽杀绝，他们的民主是比毛共还结棍的“一半人民民主”。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了，起码要有１／４人民躺在血海中，剩下１／４人民将加入传统阶级敌人队伍，作为新时期 “人民民主专政”的镇压对象。幸亏毛没有他们彻底决绝，制止了他们的革命，从客观上来说，这属于毛做的少有的好事之一。
７、若干造反派头子是终生不改的religious fanatics（宗教狂热分子），只有肾上腺而没有大脑，最后便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唯美主义”者，奉行“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有运动就要去上窜下跳，根本不管那运动实质是什么。例如就其实质来说，“四五运动”完全是对文革的反动，是人民公开表示对中央造反派的否定和中央保守派的肯定，但竟然也有若干老造反混迹其间，全然不知那是在批判自己。在这方面司令最有代表性，他小人家至今意识不到，他那至今引以为傲的《李一哲大字报》和他贩卖的“两个文革”说根本就无法捏弄在一起。
因此，我不能不痛心地说，我的许多狗崽子阶级弟兄们其实代表着中国人中智力素质比较低下的那一部分，心智不是很正常，而且终生没有长大成人的希望，尽管从私德来说，他们可以是老郑那种难得君子，也可以是国凯那种在夹缝中奋斗求生、值得敬佩的英雄。这当然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值得同情而非谴责，我在上面作的，不过是试图指出历史的真实罢了，当然，那也只是我作为局外人看到的真实。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了，本人不相信“唯物论的反映论”。
文革失控的另一方面倒确实值得肯定，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经济主义妖风”之类的真正的人民群众维权斗争。
１９６６年年底、１９６７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进步的短暂时期，我在《黑崽子》中指出：
“问题在于，当链式反应启动后，操纵胜利的群众就再不是那么轻易的事了。哪怕是毛那种终生玩弄人民的大师，也没那个能力让暴民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因此，压力一旦从普通群众转移到老干部头上去后，许多老‘阶级敌人’自然就‘跳了出来’。以往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挤满了各级政府机关，要求平反；工 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冻结了的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样的福利；就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都组成了庞 大的‘兵团’，要求为他们服役结束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经济补偿。”
用现代文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斗争属于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因而也才是真正的民主斗争。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组织的斗争，乃是“临造总”和“ 复转退团”，前者由临时工与合同工组成，其司令似乎是现在工党的方圆（不敢肯定记忆是否正确，请同志们去攻读《华夏文摘增刊》），那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人家喊的也是流行革命口号，批判的也是刘邓路线，可那却是为了私利而非“公义”作出自己的诠释，争的乃是自身的实实在在的权益，那就是享受与正式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复转退兵团”（是不是这个名字可真记不住了，本人没有好总理的摄影式记忆力）则由全国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其奋斗目标乃是要求在城里的就业权以及增加复员费等等。
在我看来，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斗争，才是中国人民一直该干，却因被一代又一代蠢如鹿豕的知青革命家误导而始终未能干的正事。而这些正当的维权斗争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眼中钉，其中“复转退兵团”最能引起他们的恐慌──那些人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一旦成了全国性组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立即遭到了无情镇压。“临造总”的命运也大同小异。
无产阶级司令部取缔这些反动组织的理由是，他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爪牙，忠实执行了刘邓“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其目的是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自身利益上去，变成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以此转移斗争大方向，让走资派逃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拳。
这指责其实也有一定道理：“经济主义妖风”是在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刮起的，其时全国党政领导普遍让革命烈火烧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实行“让步政策”，销财免灾，许多单位“老当”们应革命群众要求补发或增加了工资。但无产阶级司令部立刻就以其火眼金睛识破了这一毒计，在理论上加以痛斥，在组织上予以严厉取缔，使得这真正的民主斗争在短期内便烟消云散。
造反派最令人鄙视的一条，就是他们在镇压消灭这真正的民主斗争的过程中为毛作伥，正如８９年学生们将涂污毛像的反革命分子扭送给公安一般。最可悲的还是，他们对那些“小爬虫”们大义凛然的声讨完全是真心诚意的。在红色恐怖降临前，许多狗崽子如老郑、胡平等人乃是积极分子班（团）干部旧主子，迫害起小芦那种落后分子来一点都不比后来的红崽子新主子们逊色。比起后者来，他们的毛著学得更好，用得更活，更精通那套“见义忘利”共党道德修炼功夫，因而比红崽子们更偏离自然人性，更倾向于鄙视那些“见利忘义”的“经济动物”们。
简言之，“经济主义妖风”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也就是那场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内容。不幸的是，这种健康趋势尚未来得及蔓延全国，形成气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时代的积极分子们在短期内合力扼杀了，因而在文革史上无足轻重。因此，从全局来看，虽然文革因伟大统帅胸中无数以及缺乏高度服从的革命组织，导致了无法结束的难堪局面，但由造反派主导的斗争大方向基本还是处在伟大领袖的容忍范围内的。
记得前苏联曾流传过一个政治笑话：“基督教相信死人复活，共产党相信给死人平反。”这其实就是咱们的“唯物史观”。
对咱们来说，研究历史似乎不是客观地查明史实，总结得失教训，引为将来的鉴戒，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政治需要，对历史人物作黑白分明的道义批判，给死人分别戴上“好人”“坏人”的帽子。这就是“否定”、“平反”等现代政治用语为何频繁地出现在讨论文革的文字中。
前朝遗老们反对“全面否定文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说那是一场“人民革命”。在他们的脑袋里，“人民”就是上帝，“革命”就是圣行。因此，只要证明了文革是“人民革命”，则当然就是只能肯定的伟大壮举了。
这种辩论方式，凸显了毛共党文化对国民智力的惊人败坏。这些同志怎么就想不到，只要是“人民革命”就是好东西么？那请问，中共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不是人民革命？到底是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起来推翻统治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它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拥护和支持？
恐怕谁也不敢用“否”来回答这些问题吧。既然如此，这如假包换的“人民革命”，请问又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阿，如果遗老们要维护自己的“造反有理”论，只怕也得肯定毛共革命才是，这样一来，无论是老郑、是司令还是国凯，恐怕都得连夜修改自己的立场，改口痛骂先总统蒋公，歌颂大救星毛泽东才是。
如果不这么做，恐怕诸位起码也得修改自己的理论，不但要把“人民革命”划分为“好的人民革命”和“坏的人民革命”两类，得证明文革何以不是毛共革命那种“坏的人民革命”，而且还得告诉众人该吸取什么具体教训，这样才能在未来专门制造“好的人民革命”，不制造“坏的人民革命”，并预防“好的人民革命” 一不小心恶变成了“坏的人民革命”。这才能向大众证明诸位确实有大脑，而不是区区在下恶毒诬蔑的只有肾上腺，是不是？
上网以来，我写的最多的文字大概就是反革命文章了吧，但收效甚微。这里面其实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人类社会的悖论：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一个社会总是不公平的，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如此，统治阶级仗恃手中权势，欺压剥削劳苦大众无所不为，把后者当成了任他们吞噬的绵羊。因此，当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掠夺的人民奋起反抗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只会持同情态度。后人读史时，也只会对那些奋起抗暴的英雄寄予高度同情，这就是为何革命家们永远不缺朴素正义感浓厚的愤青的支持，也是他们只讲义，不讲利，强调“抽象的绝对正义”的“第一原则”的原因。离开了这一条，他们便再也没有号召民众的本钱了。
可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社会底层翻上来之时，正是人世间出现最可怕的不公之时，令被砸烂的旧社会的不公黯然失色。
今天鞍子说什么“草根不如贵族凶狠”，恰好说反了，乃是效法伟大领袖“颠倒历史”。
咱们也不用看远，不用看什么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也不用看外国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只需看看中共革命就行了：在中国历史上，谁也没我党杀的人多，哪个政权都没有毛共凶暴，在夺取政权之后还持续大规模杀人，而这残暴竟然不因长期统治而弱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毛天生是个造反派，和历史上所有帝王不同，坚决拒绝在执政后“从良”，处心积虑地要保持全党的暴徒本色，预防他们因执政而消磨了造反精神，刻意想把他们永久冻结在满脚牛屎的那个土匪暴徒阶段。这就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动因，也是文革初期何以出现令人发指的红色恐怖的基本原因：高干子女们根本不是传统社会那些贵族，而是永葆了匪徒本色的暴发痞子。在毛的努力下，毛共集团和历史上的暴发痞子不一样，长期拒绝完成从匪徒到贵族的自然转化。一直要到他死后许多年，自然趋势才开始发生作用，匪徒们逐渐开始向贵族转化了。这趋势持续下去，则新贵们迟早要变成传统社会或法国大革命那些柔弱的贵族，其凶焰因穷奢极欲而逐渐软化熄灭，为下一轮痞子暴动制造客观条件。
为什么草根造反的噩梦甚至比骄奢淫逸的旧贵族的统治还可怕？凡是脑袋正常的同志都该想得出其中机制何在：人类社会所能做到的公正，就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这“权利”其实也就是分门别类具体界定了的“机会”。例如大家都有选举权，那不过是个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的机会，使用与否完全在你；又如大家都有投资开业权，这也不过是个在经济上逐利的机会，是否使用也完全在你个人。但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各方面的机会，不能因为某些人无法或不愿使用这些机会就剥夺人家的权利。
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建构原则。早就在旧作中说了无数次了：民主社会的基石是尊重个体人权，法治则是保证个体权利的具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契约，而狭义的民主（亦即票决）其实是和人权、自由相冲突的，乃是在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得已采用的妥协手段，只能在有限场合使用。最重要的还是法治保障了的人权（含自由在内，其实“权利”和“自由”基本重合）。
被革命推翻的旧社会的主要弊病，乃是统治集团或阶层把法律当成“统治者意志”，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自己独吞社会财富的法律制度，以制度化的措施去掠夺人民。但在掠夺人民时，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威权设施只起到幕后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统治者并不直接使用暴力，因此一般只造成百姓日益贫困化，并不至于造成大量人口丧生。换言之，旧统治者一般只掠夺人民财富，并不直接屠杀人民（苏共和毛共政权乃是历史上的特殊例外）。
人民起来暴力反抗统治者可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如文革生动证明的那样，革命的直接受害者其实不是统治者也不是反抗者，而是夹在中间的老百姓。武装暴乱必然造成大量无辜百姓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正如历代农民叛乱表明的那样。
这其实还不是最糟的。我已经说过了，任何革命或造反想要成功，靠乌合之众根本就不行，因为杂乱聚合在一起的暴民如同火山爆发或雪崩一般，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要使暴民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就得像孙武子把吴宫的美女们训练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勇士一样，使用严峻的军法，把暴民组织训练成令行禁止的军队，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彻底剥夺革命者个人意志的过程。当革命群众的个人意志被彻底剥夺、代之以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之后，他们便被转化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机器人，以独裁领袖的大脑为唯一大脑。在革命队伍中，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细胞，或者是肌肉细胞，或者是神经细胞，或者是骨骼细胞，不过是领袖个人的官能延伸而已。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如果同志们看了这解释还不能理解，那就请回忆一下好来坞烂电影中的烂镜头（记不住是哪幕烂电影了）：两个真人各自站在机器人的操作室里，操纵着机器人无比庞大的手臂去打对方，这就是列宁建党学说的真谛，如此建立起来的党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权颠覆工具，乃是人类最邪恶的发明。我党领导下的军民就是那庞大的机器人，严格按照站在操作室里的毛泽东的指令行动。
虽然共党革命是极端例子，但列宁建党理论乃是从历史上的一切成功造反经验的结晶出来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其一般原则其实是通用的。换言之，革命领袖若想以暴力推翻旧统治者，先得剥夺革命群众的自由意志，再使用这丧失了个人意志的革命机器，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到反革命头上去。谁胆敢反抗或不服从，就加以肉体消灭。这结果就是所有的人，无论是革命者、反革命者还是中立者，统统都丧失了自由意愿，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一个自由意志，那就是站在机器人操作室里的那个革命领袖。
简言之，革命的通用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那“我”通常是革命领袖一人或顶多是一个领袖小集团。
任何长了脑袋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套恰和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石的民主制度针锋相对。因此，世上最大的智力笑话，乃是把“民主”和“暴力革命”这水火不相容的玩意搀和在一起。只有惊天动地的白痴，才会以为通过暴力革命可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民主社会来。正因为此，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对此道有兴趣，凡是投身革命的一定是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那种浅薄知识青年。
这就是中国为何会出现“越革命越黑暗”的历史悲剧，那乃是因为咱们是白痴之邦，看见辛亥革命还不够，还要搞国民革命，搞了国民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毛共“民主革命”，搞了毛共“民主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搞了文化大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新时代的民主革命……每次浅薄的知青革命领袖们都决不会悟出到底是哪儿出了错，却认定那只是以前的革命somehow and somewhere出了错，而自己要发动的新革命则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一定只会是“结束一切革命的最后一次革命”。
还不止此。要强暴革命者、反革命、中立者等等所有人的自由意愿，无非是两条，一曰杀人立威，二曰造神，让大众要么因恐惧服从，要么因狂热崇拜服从，斯大林、毛泽东靠的就是这两手。民运江河日下，就是因为缺乏这两手，而法轮功蒸蒸日上，则是因为有第二手。
但这种烂事搞多了，必然使革命领袖变成斯毛那样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造神运动必然毒化革命领袖，使得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真神，因此给全国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因此，悖论在于：“往日穷人矮三分”是最值得同情的，而“今天要作顶天立地的人”则是最可怕的。
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办法是把穷人“提”起来，和大家一边高，而不是让他们“翻”起来，爬到众人头上去作主人。
历史上能成功解决这问题的途径无非是两种：“民主恩赐”，通过贤明君主被动或主动的让步，逐渐消除社会不公，具体事例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 论》中举过了。另一种则是革命者能见好就收，及时退让，英国“光荣革命”就是最辉煌的例子：革命者取得优势后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把保皇党人斩尽杀绝，独霸天下，而是及时适可而止，从外国迎回个空头新国王来。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存共荣，靠文斗来轮流执政，实现了分割社会财富的动态公平。
可惜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政治想象力，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在占了上风时都丝毫不知克制自己，一定要把事情作绝。统治者在台上时从来是贪得无厌，见了棺材都不掉泪，大饼之侧决不容人垂涎；而人民占了上风时就一定会使足顺风船，一定要斩草除根、犁庭扫穴，于是中国便永远只能在“黑暗──革命──更黑暗 ──再革命──更更黑暗”的怪圈中打滚，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在近现代史上，咱们错失良机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失去了的光荣革命》中，我指出，辛亥革命本来已经吓得清庭同意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袁世凯的内阁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权内阁，“虚君共和”的目的已经达到，龟孙中山的折腾却断送了中国变成第二个英国的可能。
抗战胜利后，中国又一次面临这种实现民主的机会。美国人出的“联合政府”其实是个毫不可行的馊主意。像国共那样针锋相对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的，只能轮流执政或分别执政。当时可行的方略乃是成立联邦或邦联政府，由国府治理国统区，由共党治理“解放区”，两家和平竞争，在敌意逐渐淡化之后再考虑合并两区，以竞选实行轮流执政。如果不能达到联合目的，那也没关系，和平竞赛好了，向全国人民提供选择居住地域的自由，最后以繁荣自由的生活方式将“解放区”的人民统统吸引到到国统区去，掏空共党统治，迫使他们改变治国方式，逐渐演变为民主国家能接受的开明政党。
就连在文革那最黑暗的岁月中，准民主也曾闪现过一线曙光。那就是我说过的，当全国分裂成两大派后，在武斗爆发之前，如果毛有点起码的文明常识，完全可以仿效西方，将两大派群众组织改建为议会政党，靠竞选进入各地革委会，轮流执政。但无论是领袖还是人民都毫无这种观念，不知道对立两面无法组成能工作的联合政府，但可以轮流执政。于是毛便徒劳无益地指望两派联合起来，而信奉“斗争哲学”的群众根本就没有联合愿望，最后只能以大打出手告终。
可叹的是，前朝遗老们根本没有起码神智明白上面说的最简单的道理，至今还在为他们的革命失败而扼腕不止，发誓要完成那“流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怎么就不想想：幸亏他们的革命没有胜利，否则中央造反派掌握了全权，中国还能有今天的光明模样么？难道林彪、江青等同志会在毛死后彻底背叛毛的革命路线，毅然放弃反帝反修的神圣原则，拱手请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实行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全面彻底深入的经济侵略？
最可笑的还是，我说出实话来以前，似乎这世上就没谁明白四五运动的实质，为了照顾司令等同志，我把写在自传《黑崽子》里的那段话翻译在这儿吧：
“关于‘四五运动’的消息使我极度震惊，这还是当局第一次在首都心脏公开镇压了一场群众运动。尽管官方新闻报道有意淡化了事件规模，我仍然立即就从发生在本市的事件中猜出了它的浩大规模。新闻报道同时也披露了一些贴在广场上的大字报的话语，表明那是一场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批邓运动的自发群众示威。群众花了十年才完成了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十年前，他们响应毛的号召，起来推翻了刘邓。现在他们却发现革命扶植上去的那些激进派远比被推翻的老干部糟得多。群众现在想恢复被他们砸烂的旧秩序。通过他的文化大革命，毛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代表旧秩序的周和邓变成了人民英雄。 ”
这难道不是昭如日月的事？难道我不说出大家就永远看不出来，说出来后还无法理解？当真是不可思议！
再重复一遍，四五运动是人民公开否定以四人帮为代表、以毛为后台的中央造反派，公开肯定以周和邓代表的中央保守派，是人民公开对文革说不，尽管说得太晚了些，但仍然是正确的。
请注意，我认为这运动正确，倒不是因为它是人民心愿的自发流露，而是因为那是反革命。人民不过是在吃足了苦头后终于认识到革命没什么好玩罢了。这并不能证明人民永远正确，民意永远值得尊重。早就说过了，人民不过是一堆肌肉而已，决不是诸位拜民教徒那神智不清的脊髓或肾上腺里想象的那个上帝。
经过文革的人，应该都明白“人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人民图腾》中写下来的简单道理，其实是我在７０年代初和密友一道悟出来的东西。后来到了西方，看了托克维尔、Walter Lippman 和 Edward Bernays 的书，一点都不觉得稀罕──他们说的那些，我早就在文革中再痛切不过地感受过并自己总结出来了。
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两点：一是原来暴民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二是这些学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暴民运动，其理论总结能力竟然赛过绝大多数有着丰富感性经验的亲历者，不能不让人叹服人家出类拔萃的思维能力。正如《动物农场》作者奥威尔本人丝毫没有在共党国家的生活经验，其对共党制度的批判的深邃准确却让我这亲历者无数次拍案叫绝一般。
令我无限震惊的是，连我这种比较迟钝的同志，在国人中竟然也能算是先知先觉。上网后，我无任懊丧地发现，许多人同样经历过文革，甚至还受过严重迫害，可居然也就丝毫不开窍，反倒走火入魔，越发堕落为死不改悔的拜民教徒。我发动“扫荡伪民运”的一个目的，就是想为这些同志疗愚，为此特地在四年前写了《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向大众推荐Lipmman和Bernays（链接）。那阵子我的内耳出了问题，成天头晕目眩，昏昏如醉，把 Lipmman误记成了 Litman，当即便有网友来信问我是不是Lipmman，让我不胜惭愧。
这里我再次向同志们推荐去看看那两位同志和托克维尔的著作，起码要看看托克维尔对暴民统治的准确描述（似乎是在《法国大革命史》中，但不敢保证）以及Lipmman的 Public Opinion 和 The Phantom Public 那两本名著，则庶几可知公众和公众观点是怎么回事。我本来讨厌文科绣花枕头引经据典吓唬外行那套，但既然本人人微言轻，只好请出洋权威来助阵了：）
可惜，洋权威们不知道由毛共党文化炮制出来的中国读者的特殊问题，所以这疗愚的责任还是只有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这里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对“人民”这个中国人最拎无清的概念的认识吧。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民”概念和中国的“人民”的概念有个最本质的区别，然而没几个人意识到这点。
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具体的、清晰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人民”，而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民”则是一整片的、抽象的、模糊的实体，每个人都不是“人民”。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而在东方，“人民”乃是类似 “法轮”、“气功场”那样不可捉摸的非人类神物，无法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去。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观念，而东方的“人民”乃是个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观念。
正因为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凡夫俗子的总和，所以，谁都是人民，决无被开除出人民队伍之虞，但谁也不能冒充“人民领袖”，哪怕是国家元首也不敢说这种话。而中国的“人民”则是faceless的全知全能上帝，它并不具体化为一个个的人，只能附身在某个大祭司（亦即所谓“人民领袖”）身上作法。
这基本观念的区别，导致了东西方对“人民国家”理解的巨大区别。西方的人民是一个个的凡夫俗子，其利益千差万别，所以既不可能由一个人民领袖来代表，也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只能以妥协方式，由人民的不同阶级、集团各自选出自己在某个特殊时段内的临时代表，共同作出涉及公众事务的决定。在无关公众的领域里，则每个人都是人民，谁也无权管他的闲事。而在东方，人民乃是一个形而上的神物，不但可以由一个政党来代表，而且甚至可以由大祭司一人来代表。这就是“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出笼的文化背景。
这也就是伟大领袖为何要发动文革：他在执政后，才朦胧地发现由共产党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有相当大的差距。“民主革命”做到的，不过是制造出了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和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来，和他那“人民当家作主”的朦胧幻境并不是一回事。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让他看到“人民可以由一个政党或甚至一个人代表”是彻底错误的命题。相反，他执着地认定自己是人民领袖，问题只出在干部队伍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上。为此，他作了大规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验，也就是由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
这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乃是“直接民主”，其必然结果就是比暴君统治还可怕的暴民统治，后者之恐怖，托克维尔早就在《法国大革命史》中无比生动地描写过了。如果伟大领袖看过那本书，则他也就不必多此一举，而中国人民也就能逃过那空前浩劫了。Alas，该同志和许多民运人士以及２１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一枭先生一样，平生没有看过一本马列之外的外国思想家的著作。
伟大领袖不明白以下常识：
１、人类社会只能采用精英来管理，国事只能由精英决定。民主和独裁政体在这上头并无差别。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由谁来任命这些精英。
２、因此，“民主”决不可能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永远只能是精英当家作主的“间接民主”（亦即所谓代议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决定国事的“直接民主”。无庸讳言，以间接方式代表民意必然有相当大的系统失真度，但这是唯一可行的操作系统，顶多只能在关键问题上以全民公投来作为校正措施。
３、无论是全民公投，还是议员代表人民决定国事，都只能在严格的程序框架内进行，人民必须受程序严格制约，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程序。
４、如果不顾这基本规律，试图让百姓直接过问国事，则不仅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实际运作困难，而且必然要导致比暴君统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专制，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都是最生动的例证。
为什么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民专制？这道理Lipmman已经说过了，简单来说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综合效应小于单独的人。个人幽居独处时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们杂乱集合在一起，不按严格规矩约束其行为，则必然像把铀块胡乱堆积在一起一样，引出“蠢疯链式反应”，使得全体丧失理智，变成可怕的野兽。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过我记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认为，当个体变成群体时，就从用大脑思维的人变成了用脊髓思维的野兽。如果用理工科干面包喜欢使用的“数理比喻”来表达，那就是：
１＋１＋１＋１＋……＝一个无穷大负数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８９学运的人都应能同意这个“数学比喻”吧？不过，这其实只是现象观察，没有指出发生机制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凡是经过文革的老帮菜，都应该见识过上述种种场合：仇恨驱使下的批斗会，群情越来越沸腾，最后与会群众统统变成发疯嗜血的野兽，高帽越做越大，铁牌越作越沉，毒刑越来越毒；在群体拜神活动中，像章越作越大，口号越来越响，忠心表得越来越肉麻；好总理逝世后则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越来越伤心，在灵前宣誓的人越来越显得悲壮崇高，……等等，等等。
即使没亲历文革也没关系，只要见识过严新大师“带功讲课”也就够了。那就是最典型的群体催眠。
正因为见够了这种群体催眠场面，８９学运发生时，我不用看电视就能猜出那局面来，知道谁也抵挡不住那种“群体情绪电磁场”引发的“共振作用”。后来看戴晴的文章说，他们本来到广场上是想去劝学生撤退的，但一到广场立刻就被那无比悲壮的气氛彻底征服俘获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去说服谁，云云。
这种经历我早就有过，好总理逝世时，我到广场上去看热闹，照样涕泗横流，比死了老子娘还伤心，过后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骇然。
可笑的是许多同志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点，至今还在引用８９学运期间小偷绝迹的事实来论证“革命的净化作用”。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开头都有这阶段，初期必有“群体圣徒阶段”，法国大革命的这“圣徒初阶”最明显，但后来巴黎肉食店供应的却是断头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体圣徒还是群体刽子手，那转化可以发生在旦夕之间。其原因毫不难明白：情绪从来就是翻来复去毫无稳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续的。
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豫地干出来。
我党的邪恶恰在于既信奉仇恨教，又讲究“群众路线”，每次搞运动，必然要以煽动仇恨作为发动群众的唯一手段，这就只能制造出可怕的暴民统治来。从土改直到四清无一次运动是例外，并不仅文革如此。文革的特殊处在于，党的震慑约束力根本就没有了。伟大领袖直接发动暴民起来造反，于是便将全中国变成了个由毫无制约的仇恨支配的巨大的群体催眠场，由此引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暴民恐怖统治，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列举的那些酷刑，全是我本人耳闻目睹的：
“点燃捆在阴茎上或插在阴道里的鞭炮、将赤裸的躯体按在撒满图钉的地板上、光著膝盖跪在碎玻璃上、小腿上压上钢锭、脖子上用细钢丝挂上沉重的铁牌、将受害人吊在龙门吊上‘经风雨、见世面’、扔进粪坑‘遗臭万年’、 将炸药包放在捆在一起的地主分子夫妇之间，勒令他们的亲生儿子去点燃引线……”
除此之外还流行过什么“群众专政”、“群众破案”等等花样繁多的名堂，甚至在革委会成立后还这么做，据说是彻底破除旧公检法的“专家路线”。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我回忆了当年市革委把“罪犯”名单发给大众，由群众决定量刑，据说这是根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说的“谁个劣，谁个不劣，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罚不当罪的极少”，也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结果同志们每听到一个名字就一致振臂高呼：“枪毙！”
这些事可是人民干出来的，并不是共干或是伟大领袖干出来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民，并不是诸位拜民教徒想象的那个崇高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上帝。而毛泽东的罪恶，恰恰在于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果他不以人民的解放者和导师自居，不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只是一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昏君，只知自己穷奢极欲，不立下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救世大愿心，则人民也就不会遭受史无前例的糟害。他的“人民民主”导致的唯一结果，便是放手让人民自相残杀、自相虐待、自相迫害。这种真诚的人民解放者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难道可以如余大郎那样，用“良好动机”作为辩护借口，来“一分为三 ”？！
最令人气短的是，在毛式拜民教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如此惨痛深重的灾难之后，那夥前朝遗老竟然至今还在迷恋这套。余大郎转贴来的老郑那份《趁机造反》帖，让我看了直打寒战。同样是黑崽子，同样都出了国，他现在的政治觉悟怎么还不如７０年代的我？
如果读者明白了上文讲述的简单道理，则不难看出文革和中共“民主革命”的共同点来：两者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民革命，都有极广泛的草根参与，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旧统治者，都具有强大的道义优势和精神感召力，而吊诡的是，这些特点恰恰是它们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所在。
说这两次大革命都是反动的，乃是指它们逆人类文明进化的大趋势（亦即西方文明的进化趋势，请注意，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会进化）而动，引起大幅度社会倒退，造成了文明的空前毁灭。说它们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说它们不但在当时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强大道德感召力，永不缺乏传人，永远要感召激励着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志士，去继承革命先烈未尽之遗志。于是一旦社会危机激化到一定程度，新一代革命家们就一定要以这两次大革命为效法榜样，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让类似的大革命再度肆虐中国那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天然革命温床。因此，这危害性不但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用理工干面包们引以为傲的“数学比喻”来说，它的危害性覆盖了从１９２１年开始，直到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整个时间坐标轴。
唯其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罪人。论对子民的敲骨吸髓，秦始皇大概超过了他老人家吧，可老嬴的危害性也就只限于秦朝那短短的一瞬，秦亡政息，并没有留下个永恒的道德榜样来让后人追随。论“相对杀人量”（亦即以绝对杀人数除以【掌握的军队数量×控制的地区人口×屠杀的时段】），伟大领袖恐怕也比不了黄巢或张献忠，但那些杀人魔王都是“人死病断根”，并没有在身后留下什么光辉的革命理论继续作孽。在死后还能继续危害国家民族的罪人，中国历史上也就仅此一人而已。
伟大领袖自己也知道这点，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他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 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在《张玉凤证言可信么》一文中，我说：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这段话一直如噩梦般在我心头缠绕，驱之不去，完 全成了一种obsession。我相信伟大领袖的洞察力，深知他说的是实话，他在 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教导是时光无法抹去的，起码一个世纪内是如此。但 愿在我有生之年这噩梦不要成真。”
这话却引起了王司令的激赏，记得他跟贴赞道：所以我说就凭这一点，毛也不能全盘否定。余大郎的“一分为三”论似乎也有点这意思，只是他现在矢口抵赖，本特首原意是疗愚救人，不是要和谁过不去，愚愈之后当然不便再深究。２１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一枭先生以及刻意在遣词造句上模仿鲁老恶毒夫那半生不熟的白话文、却不幸丝毫未得其神髓的CAOGEN同志则公开“深切怀念毛泽东”。我觉得这些同志倒还光棍得多，起码比老郑同志要幸福多了──我那阶级哥哥分明是毛的嫡传弟子，却在感情上恨透了恩师，如此做人，岂不尴尬得紧？
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糊涂虫，我才如此执着地“反毛”，才如此执着地批判党文化和文革。
在我看来，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什么鸟意思都没有。老毛早就烂了臭了，你再骂他，他好像也不会难受不是？现在国内学者争论吴三桂和施琅是好是坏，这些Ｐ事到底和现代人有什么贵相干哪？就算他们真是卖国贼，人家又没留下《吴选》和《施选》来，教导后人卖国是何等义薄云天的壮举。以后谁想卖国，也只会出于个人动机，决不会是受那些人的道德榜样感召，情难自已，奋起效法，是不是？哪怕再蠢的白痴也该能想明白这最简单的道理吧？
这就是毛的可怕处：哪怕在许多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中，毛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都有极大的蛊惑力，如果不指出它们的危害，势必要在社会危机如此深重的中国再度引出类似的巨大灾难来。
这就是我为何要“反毛”，我反的不是毛这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他的思想方式集中代表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愚昧。我认为，研究历史，重要的不是给死人戴“好人”、“坏人”的帽子，重要的是在客观澄清了史实之后指出得失，总结出前人错在哪里，让未来一代庶几能避免重蹈覆辙，特别要注意指出自宋明理学昌行以来，多次在历史上发生的那种“由正义感引发的灾难”的恶果，因为它对后人特别有蛊惑力，那危害性不但是过去时，还可能是现在时和将来时。
不幸的是，似乎至今没有哪个史学家认识到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他们不是“古为今用”，使用文革制造冤案的方式去古书里刨找黑材料，加以随心所欲的改造加工，用它们去论证或诋毁现行政策，就是热衷于给古人戴好坏帽子，却全然不懂研究历史的全部现实意义就在“惩前毖后”四个字上，而光是戴道德帽子、“否定”、“肯定”死人是绝对无法起到这种作用的。
这就是为何“大跃进”和文革同为毛的两大罪行，犯罪形式也类似──都是所谓“好心办坏事”，而且若论害死人数，前者还要远远超过后者，但我基本没批判过大跃进。那原因再简单不过：是人都能看出毛发动大跃进时采用的白痴思维方式，他那种治国白痴几千年才能出一个，基本可以排除在未来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但文革则完全不同，迄今为止，似乎只有我一人认识到文革是“正义祸国”的最典型例子。评价者或看到“正义”那一面而加以肯定，或看到“祸国”那面而加以否定，却没有足够的思维能力看出两者的因果关系。
可惜海内外华人中似乎只有我一位如此反毛者，最常见的反毛志士还是民朋那干人，他们从感情上恨透了毛，但至死悟不出自己为何会遭受了如许灾难，至死悟不出毛究竟错在哪里，只能把毛的罪行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认定他是天生的魔鬼。因此，他们一面对毛深恶痛绝，一面又将毛主席的教导溶化在血液里，铭刻在骨髓中，落实在行动上，成了地地道道的“打着红旗反领袖”的“反毛的毛主义者”。甚至当我出来抨击这种作法时，他们还抵死悟不出来：我并不是反对他们，而是反对在他们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最高最活的毛思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现状竟然会出现，本身就是终身知青们洗不去的耻辱！
为了对这些终身知青进行再教育，我这里用idiot-proof的提纲总结一下前文的意思：
１、伟大领袖自己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国府，二是发动文革。上面已经说了，这两件事在道义上都无可指责，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奋起推翻统治者，都以工农大众作主力，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革命。但这并不能构成肯定两者的根据，相反，它们之所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并在未来可能再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恰是出于这道义上的正确。未来中国人民不会群起投入吴三桂式卖国活动，更无可能群起效法秦始皇，但很可能再度群起干毛式革命。
２、其所以如此，乃是两个基本原因决定的，首先是当初引发革命的那些社会黑暗仍然存在甚至更恶化了；其次是因为弱者奋起反抗强者永远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
３、不幸的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常常是草根民众奋起抗暴引出来的。在现代，暴力革命本来就是制造极权制度和大独裁者的唯一有效方式（这点下文还要提到），只能使社会倒退，如果它是人民革命，则引起的灾难就更深重。可以说，暴力革命的人民性越浓厚，则引起的恶果也就越可怕，比较一下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民主革命”，立刻就能看出这经验规律：随着人民介入的程度增加，恶果也就越严重。
４、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
A、驱使革命者投身暴力革命的乃是仇恨，革命军相对于反革命军优势也完全来自于深仇大恨。因此，一场暴力革命想成功，领袖们非得使用这“精神原子弹 ”不可，这就是林总当年为何要在东北搞“两忆三查”。而仇恨乃是人性中保留下来的兽性。暴力革命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机会，使得在和平时期被压制的兽性获得空前解放。在文革中发生的群众暴行，和日军在二战中集体犯下的战争罪行，其发生机制有相通之处。兽性大规模释放出来，必然要给全社会造成巨大灾难。但因为这种兽性提高了战斗力，有助于革命成功，它不但不会受到革命领袖的谴责，还会被当成“革命彻底性”加以肯定和提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自幼受的革命传统教育，除了“对同志春天般温暖”那无法兑现的空话之外，有哪一条不是对兽性的公开表彰？
B、因为社会不公，草根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对文明世界隔膜，知识欠缺，视野狭窄，心态不很正常，不但对统治者充满嫉恨，也对文明和文化精英怀有嫉恨。当他们一旦因使用暴力获得了支配他人生死存亡的巨大的权力之后，盲目破坏欲便会如同山崩海啸一般爆发出来，造成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英的毁灭，从项羽烧毁阿房宫、李自成烧毁故宫，直到文革前拆除北京城墙以及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贯穿着一条醒目的红线。
C、人民革命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列宁发明的由革命党严格控制的军队式人民革命；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那种自发革命。前者只能造出空前的极权国家，后者成功可能性很小，只会使得人民的盲目仇恨和破坏欲等兽性获得空前释放。
两种革命都会极大地败坏全民素质，苏式人民革命使得全民军事化，使活人异化为毫无自由意愿、自由人格的“齿轮和螺丝钉”（斯大林语）或曰“驯服工具 ”（刘少奇语），使得社会彻底丧失自由社会的建设基础。而自发人民革命如文革则会造成全民革命化。这革命化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土匪化，它使得全民获得了一种藐视一切权威、无法无天的土匪气质（亦即所谓“造反精神”），使得社会彻底丧失法治社会的建设基础。第二、政客化，它使得参与权力斗争的知青们统统变成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阴谋家，对此，我已经我在昨天贴出的《黑崽子》第十章里给出了亲身经历作为例证（链接），使得原来质朴的工农大众变成了胡搅蛮缠的暴民。文革使得全民狡猾度出现飞跃性上升，就是这革命化的生动表现。这两者都阻碍了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
这就是群起抗暴的正义斗争何以一定会“走向反面”，不但要给全民带来巨大灾难，而且会制造出更黑暗、更不公的社会的发生机制。也就是我为何要在上网之初写下“志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的字字血泪的警句。此乃为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可惜在海内外中国人中，能观察到这现象者仍寥寥无几，从理论上指出其必然发生机制的就只芦一家，别无分店了。
但即使全体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又便如何？在专制社会中，人民并不能决定社会走向，只有统治者才有这能力。我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中指出，在专制社会中，“君君”是重中之重，是社会健康度的决定性因素。这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社会是走向光明还是黑暗，决定权并不在人民而在统治集团手中。
不幸的是，中国统治者从来是见了棺材都不掉泪。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咱们都和英国人截然不同，因此，逃出“黑暗──革命──更黑暗”的永恒恶性循环的希望实在渺茫。
我曾在旧作中向大众介绍过英国革命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英国革命砍了查理一世的脑袋，把大独裁者克伦威尔扶上宝座，使得全民备受荼毒。此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牢牢地记住了那个血的教训。当社会危机尖锐、人民起来抗议之时，统治者怕官逼民反，再闹出一次大革命来，自己免不了要掉脑袋，而人民知道即使把国王推翻了，也只会扶上一个更结棍的独裁者去。于是双方都有所忌惮，不敢把事情做绝，吵得差不多了便达成妥协，从此避免了暴力革命的破坏，使得社会以零代价或小代价平滑进化到今天的高度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
可惜在咱们这儿，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总结经验教训都恰好和人家相反，乃是“只恨当初未能斩尽杀绝，留下祸根”。最能说明这点的，乃是文革的一个“成果”。
我在本文开头列举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一、把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这四项任务，他每一项都失败了。第一项：刘虽然给整死，但甚至在毛死前，官僚集团便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开始复辟，在毛死后则全面复辟；第二项：人民当家作主更是梦话一句，人民在“解放”后遭到最严重最普及的迫害正是发生在此期；第四项：文革确实培育出来了一代新人，可惜全是土匪加政客。对土匪脾气毛倒似乎没多少意见，但对“大私无公”、鼠目寸光的刁顽政客他却无法容忍。在接见五大领袖之后，他发现那些人全是敷不上墙的烂泥，大失所望之余，不但罢了“革命小将”们群众领袖的显职，而且为此把尚有可塑性的知青统统赶到农村去改造。直到开九大时，他的失望之情尚溢于言表，说什么原来想从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接班人，没想到这些人都靠不住，以后只能从工农里找，云云。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三项任务，亦即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来杜绝特权阶级产生，防止官员蜕化变质。不能不承认，毛终于看到了执政党有接受人民监督的必要。这构想与美国国父们规定人民有使用暴力推翻暴君的权利如出一辙，都属于毫无可操作性的革命浪漫主义。两者的区别是，后者还没昏聩到居然梦想把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纳入以公民守法为操作基础的国家管理，这完全是用炼钢转炉炼制冰激凌，也只有毛那种制度建设白痴才想得出来，正如这世上只有他才会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来一样。
这倒不是最有意思之处，最耐人寻味的，还是官僚集团对此的反应。小帮菜们不知道，我党的大规模腐化其实发韧于毛时代晚期。文革前党风大体还可以，文革反倒启动了党的腐化，它的丰硕成果之一，便是制造出了一个空前放肆的特权阶级。
老帮菜们想来都该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不得不向官僚集团让步，被打倒老干部纷纷复辟。这些人总结的沉痛教训就是：失去权力乃是天下最痛苦的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此，他们一上台就以十倍的贪婪、百倍的疯狂立党为私，第一件事就是大开走后门之风，把孩子从农村里弄回来，塞到大学和部队里去（当时当兵是最风光地位最高的职业），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搞裙带关系，生生把我党变成了个父子党、夫妻党、裙带党、关系党。自毛开始，所有党魁除了周恩来一人外，几乎所有人都把老婆弄到台上去招摇，什么李先念夫人、朱德夫人、甚至连谢富治夫人，统统都成了党国大员，当真是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乌烟瘴气。
由此可见，党官僚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趁还在台上之时，死命地捞，活到老，捞到老，捞不饱，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捞酪。要打破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的党官思维定式，让官僚集团如同英国当年的贵族一样，知道厉害，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逐渐采取让步政策，纠正社会不公，避免革命再度爆发，我看根本就毫无希望。
另一方面，随着党内特权阶级在新时代蜕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伟大领袖留下的革命遗产必将在广大草根民众之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反响。只待时机一到，伟大领袖殷勤布下的遍地炸药，就要再度把中国崩到九霄云外去。
于此可以总结出中国社会旋转的“周期律”（被文盲黄炎培误为“周期率”）：
社会不公──革命──制造出大独裁者──制造出基于暴力压迫的长治久安的畸形社会，直到铁血强人死去──无法在和平环境中制造出大独裁者来，统治弱化伴随着社会疾病恶化──新革命──制造出新的大独裁者──制造出新的基于暴力压迫的长治久安的畸形社会来。
所以，在中国，文革其实是永远不死的，不但当年参加革命的压迫和被压迫阶级是永生的，号召并指引双方发生暴力冲突的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也是永世长存的。伟大领袖不但能在生前毁党造党，在死后百年内照样能这么干。上下几千年，环顾太阳系，有此本事者，也就他一人而已。
不死的痞子阶级武化大革命万岁！
【全文完】
刘皓宇：杨小凯和他的《牛鬼蛇神录》
刘皓宇 发表于 2009-06-09 09:55:38
杨小凯和他的《牛鬼蛇神录》
作为一个湖南人，当我听到杨小凯教授不幸身患肺癌，不治逝世 (七月七日) 的消息，不禁深为惋惜，悲从中来。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湘潭人，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杨第甫，是一二九运动那个年代与李锐同时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母亲陈素也在那个时代参加革命。当长沙 和平解放之初，杨第甫担任湘潭县长，母亲在湖南省总工会任副主席，后来杨第甫曾一度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因1959年对大跃进有不同的意见，被打成 “彭黄张周的余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任省农垦局副局长。小凯是在东北吉林省出生的，正是解放大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年月。后来他随父母南下来 到长沙，长大后在长沙市第一中学读书，是班上的成绩佼佼者。正当他读到高中一年级时，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年轻气盛，在学校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他认 为这是紧跟伟大领袖的部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他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国家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主张官员直选制、官员低薪制等(其实，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也说到 这点)。作为一个中学生，当时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写出这样的文章，已是很了不起啦。谁知当时湖南的省革命委员会认定这篇文章是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 “黑纲领”，就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讲话中，认定这决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够写出的文章，就是一般大学生也写不出，后面一定 有“反革命黑手”，于是把他父母打成反革命黑手，多次批斗，母亲被抓去游街时将手涂成黑色，以示侮辱，以致他母亲被逼悬梁自缢而死。同时，也把他打成罪大 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本来是要判处他死刑的，只因为他写文时还未满十八岁，不能算成年人，才改判无期徒刑，后又改为十年有期徒刑。
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在服刑期间，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他以一个中学生的水平作为文化起点，在同监中一些知识分 子难友的帮助下，利用一切劳动的空隙学习数学、英语及经济学知识，孜孜不倦，进军学术。可以说他坐了十年牢，也就学习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当他出狱时，他 的知识水平已经超过大学毕业的程度。然而那时的湖南，极“左”思潮还相当严重，他作为一个劳改释放犯，要找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杨曦光出狱后，因他的反革 命名声，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 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杨曦光改用他的乳名杨小凯，此后杨曦光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省新成立了出版局，局长胡真同志 了解他的父母，慧眼识人才，有意要录用他，但又不便安排在省会，于是把他安插在出版局系统下的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因为他英语较好，许多英语书稿都由 他校对。这时车间里的年轻女排字工人吴小娟，业余主动向他学习英语。他也非常认真地教，在教学的过程中，哪知两个人产生了爱情，后来吴小娟便成了他的夫 人。
他在当校对的时候，先后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投寄了多篇论文，并在该所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 员，但因他的“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 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 其它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武汉大学要开设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缺乏教师，他便被破格聘任为武汉大学的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他又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 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安排下，杨小凯于一九八三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 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当时杨小凯的反革命罪一直没有平反，出国的政治审查通不过。邹至庄教授只好写信给当时的赵总理，希望得到帮助。总理的秘书批了个条子将邹至庄教授的信转给 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他办理(未说如何办理)。刘道玉校长欣赏杨小凯的才学，批准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工夫不负苦心人，杨小凯于一九八八年正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导师极高评价。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后，接受了澳大利亚莫 纳石大学的聘书，成为莫纳石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教授，后又被授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他出国后，在中英文的各种专业和一般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 关经济、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论文，也曾多次回国讲学。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一本题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的英文专著已作为有名的经济学专著系列“对经济分 析的贡献”之一由北荷兰(North-Holl and)出版社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受到世界学者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认为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华裔经济学家。
从下面这份履历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努力，从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的文化水准起步，向科学高峰攀登，终成世界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这样的事在学术界众多的群英中也是不多见的。在：
1968年 他写出《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被判刑十年劳改。
1978年 从岳阳建新劳改农场出狱。
1979年 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任校对，业余撰写论文投寄北京经济研究所发表。
1980年 借调到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81年 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 被武汉大学聘爲助教、讲师；
1983年 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 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 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爲终身教授；
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 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 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爲院士；
1994年 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 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 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 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 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然而上天不仁，当他的学术成就如日方升之际，竟于五十五岁的盛年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样一个逆境成才的学者，如果让他继续从事研究，该能为人类作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啊!
为了忘却的纪念，我辑录了叙述他的牢狱生活与见闻的《牛鬼蛇神录》部分章节，推荐给“五柳村”的网友。在书中他多是写同牢狱的各种人物。这本书已于一九八八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本 （Captive Spirits ）直译是《囹圄中的精灵》)也由杨小凯和苏珊·秦译出，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小凯打算待英文本《囹圄中的精灵》出版后，再酝酿中文本《牛鬼蛇神录》在大陆的出版事宜。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成了他的终生遗憾。
[相关参考]
[附录]在狱中教杨小凯英语的“断手”
陈小雅在《杨小凯和他的“传奇”》中提到“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手”。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或数理经济）。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个“断手”就是我在新湖南报时的同事刘凤翔.他出身贫下中农,1953年时是浏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后又任湘潭建设报副总编辑。省里成立湖南农民报,他就 调任编委。因为他曾纠正过,时为新湖南报领导人孟树德肃反过左的错误,孟借反右整他,不服,斗争会上人们拍桌子,他也拍桌子,被认为态度恶劣,划为极右, 送去劳动教养。他的手是在株洲劳教中被 卷扬机压断的,经常发生幻肢痛,他原来的妻子反右后与他离了婚,只剩下他一人留在劳教单位－－新生开关厂.
1966年运动开始后为右派鸣不平,也支持新湖南报的右派翻案。 这时，他曾上北京申诉，在路途上遇见了衡阳市城北医院的女医生张铁军，她已离婚，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孩张娜也为父亲的事到北京上访，因同坐在一个火车厢，刘凤翔颇喜欢这个小女孩，因此与张铁军也就熟识了。
当张铁军了解刘的身世后，对他油然产生了崇敬的感情。他们也就由熟识及命运的相同进而产生了爱情。从北京回来后，他们已经是形同一家人。当刘被人诬告要抓 去坐牢时，张毅然决定与刘结婚，好以妻子的名义，送钱送物，给他以多方照顾。这有点像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而刘凤翔被抓去后，写信给她幽默地说：“今后 我当我的劳改犯，你做你的医生吧。”可这以后，他们也就再没有享受过家庭生活的幸福了。诬告的人说他要组织劳动党上山打游击，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那暗无 天日、“一打三反”的一九七○年，湖南的省革筹小组既不深入调查，也不容许申辩，就把刘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服刑（原判十五年徒刑）的建新劳改农场押回 长沙，迅即改判死刑枪决了。当他知道自己面临死刑的命运时，泰然自若，视死如归。在死刑的号子里，他依然看报、下棋，被审讯时咬定一切责任都归自己，从不 牵累任何别人。朱正说：“若是他嘴不紧，恐怕我已不存在了。”他的冤案一直拖到一九八五年才由湖南日报发下一纸通知，给予平反，这时离他的死去，已经十五 年。”我每当想起他，内心就在流血”。如果人真是有灵魂的话,刘凤翔知道杨小凯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也将含笑于九泉了。 （刘皓宇）
（刘凤祥的冤案在《1957:新湖南报人》中朱正的《忆凤翔》和杨小凯《牛鬼蛇神录》的建新农场中均有记载）
2004/08/05五柳村制作。（海外五柳村 http://wlc.bravehost.cm/)
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高子正
看潮生 发表于 2009-06-03 20:55:52
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
高子正发表于清华校友论坛：2009-05-21 09:57:43
两点说明
09年的返校，我有幸得到了邱心伟的新著《大事日记》；购买了刘冰所著《风雨岁月》；后来，后来，承蒙原本班（制九一）同学吴雪芳转送沈如槐签名送她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以及《孙维藩日记》。加上我原有的部分图书。我觉得有了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基础条件。
社会上对于文革，普遍认为是敏感问题，甚至是“禁区”。我想，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内幕资料尚未公开；对于文革的主流解释，能够避免人们纠缠历史而忽视现在重要的改革开放任务，但是，往往不能解释具体的历史问题。加上涉及到部分人员或者后代的种种原因，探索真相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事情。
但是，如果对我们亲身经历的清华大学文革，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如何保证真相留给人们，如何保证后人真正能够吸取教训？
笔者因此尝试进行部分探索工作，主要是提出一些疑问和初步分析，表明初步的思考或者反思。属于“抛砖引玉”性质。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文革工作组与王光美之谜
陆小宝说过：“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种种作为，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自己辩解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种说辞已被现今话语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事实真相当真如此简单吗？”
我自己也是很长时间认同那种观点的。
这次，比较仔细地阅读邱心伟的《大事日志》以及其它书籍，感到事情很可能不那么简单。
初步想分析一下几个问题：
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派出工作组到清华大学的？
王光美参加工作组，是为了什么？
工作组的方向与目的何在？
如今应该如何评价工作组？
（1）为何向清华大学派工作组 ？
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当时的时间表：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康生在事先几个小时通知了周恩来；
1966年6月3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各校同学开始响应，并质问学校领导。
此间，各校党政主要领导正在参加北京新市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比如，清华大学就是刘冰和胡建参加。只能晚上不开会的时候，找一找留校的艾知生，研究一下学校的文革情况；找一找蒋南翔汇报与请示。
1966年6月8日，下午4点，新市委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晚上，刘、胡和艾见到了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
1966年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
1966年7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错误。
1966年7月28日，北京新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讲话，做了检查，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不得力。其中，刘少奇特别讲到：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讲话后，毛主席出来接见了全体代表。
1966年8月13日，工作组从清华大学全部撤离。
从上述这个时间表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事情不是很普通很正常的吗？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转载者注：该书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应该有比较权威的参考价值）中，王光美写到：【p374-375】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举行。由于彭真、陆定一同志被撤职，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长。这天陶铸同志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接到我们家，出席会议。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不是在福禄居就是在怀仁堂后厅，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
【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2日回来的。】
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
刘少奇说，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事先不知道，那肯定是事实；但是，能由此导致说他是对文革“很不理解”的结论吗？
在此之前，经历了对“三家村”和吴晗的批判，经历了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批判，刘少奇还主持通过了“516通知”，该通知明确的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有人提出删除此话，但是康生明确回答，不行，那是毛主席亲自加上的。人们应该过低的估计刘少奇的政治敏感性和能力吗？
在《王光美访谈录》p389中，王光美写道：
【……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诵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主任。”少奇的话噎的造反派哑口无言。】
虽然，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一定完全看透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他来的；人们可以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但是，我们绝不可以真的以为刘某人一直是糊里糊涂的，一丝一毫也没有任何怀疑。
王光美说：“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那么，向清华大学派出工作组，是报毛主席同意了吗？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显然不是，是刘少奇自己的决定。
那么，派工作组的事情，真的是“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看一下邱心伟的《大事日志》和刘冰的《风雨岁月》，我们得知，工作组是8号下午抵达清华大学的，而且，是副组长周赤萍先行到达；组长叶林是9号才到的。
届时，周赤萍（解放军中将），是冶金部副部长；叶林是国家经委主任。工作地点都应该在北京。对于讲究礼仪和规格的国人来说，组长差一天才赶到。不能不说存在某种问题。
而且，既然9号少奇总理和小平同志都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请毛主席回北京指挥运动，12号返回，何必非得在8号就匆匆派出工作组呢？
从邱心伟他们的《大事日记》中，我们也丝毫找不到学校党委控制不了局势，以及几万学生去北京市委请求派工作组的任何消息和记录。是邱心伟他们遗漏了，还是王光美夸大了当时的情形？
（2）王光美为何来到清华大学工作组？
从王光美访谈录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原因与理由，导致刘少奇指派王光美来到清华大学的工作组。
王光美很简单地描述说：
【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
既然，采用什么方法去清华大学都要思考一番；那么，为什么要去清华大学，难道就不思考了吗？
目前发发表的文章和资料都没有分析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看法是，既然刘少奇认为毛主席支持的陈伯达、康生等人对于北大的活动，造成了学校和学生的混乱，他决定派出工作组，显然是要制止这种混乱现象。那么，去哪里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呢？
众所周知，北京的高等院校众多，但是，影响最大的，只有北大和清华两所。
而北大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康生通知是毛主席让广播的，说明那是主席的“点”，他不可能在北大与主席“硬碰硬”。于是，清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了。
王光美说：【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王光美访谈录，p376】
查询邱心伟的《大事日记》，p19写到，
6月19日
【薄一波副总理，王光美来我校看大字报。薄副总理与蒯大富辩论了30分钟。】
这里，与王光美的自述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大事日志》描述的不很清楚。还是应该相信王光美的自述，说明她不是和薄一波一起来到清华的。那么，显然，薄一波那儿有个说法，表明王光美随后会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而且，薄一波特地告诉了叶林。
王光美回忆说，6月19日，刘少奇听到女儿平平说有人反对工作组，则表示：
【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
既然，王光美19日晚到清华大学看了大字报，就应该看到有人反对工作组的事情。上述问题，无需女儿平平汇报。只是，我们不知道，刘少奇指的后面有高级干部是说的谁？好像后来工作组也没有具体追查？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王光美访谈录。P375】
而邱心伟《大事日记》的描述更为准确：
【6月21日 王光美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称），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
（3）工作组的方向与目的何在？
从《大事日志》等等资料可以看出，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的50多天的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抛出蒋南翔，作为“黑帮”，作为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提供给青年学生批判；第二件，甩开清华校党委，把清华大学当时的各级干部，当成走资派。第三件，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
至于上述刘少奇说的“后面有高级干部”，意味着要揪后台的问题，我倒是没有印象。
一方面，王光美对学生讲：【我们不知内情光喊口号并不能斗倒蒋南翔，报上没点蒋南翔的名，陆平是撤职，蒋南翔是停职，要从揭的材料看是不是黑帮。在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要斗，否则以后就被动了。】[大事日志] p20.
《大事日志》p16写到：
【6月15日陶铸同志在高教部讲话：“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时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从揭出来的大量的事实来看，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
据《王光美访谈录》介绍，陶铸是6曰3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决定接替陆定一来主管教育和宣传部门的。当天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在刘少奇家里召开的会议。他到任不过10天左右；如果没有别人说话，他能这样对一个中央委员，一个高教部长说这种结论性的意见吗？
另一方面，刘少奇在27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得了。“[《大事日志》p23]
对照几天内，三个人不同语调的发言，我们可以想到，对于蒋南翔，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希望找到证据，把他打成黑帮。
据邱心伟的《大事日志》统计，【据说12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p17]
《大事日志》记载：
【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为反革命分子，提出引导三部曲：（1）引导同学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p23]
我没有找到《大事日志》对于工作组反蒯，把学生打成反动学生的统计数字。据不少人回忆，大约是700人；沈如槐的书里也这么写，想必有资料依据。
据其他人的文章：
【1966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是刘邓主持并指派工作组操纵群众运动，目的是要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根据王任重的笔记，文革按照刘少奇的布置是要打出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引自“老田”的博客，《谈毛主席的第二件大事》一文）
看来，清华大学工作组是坚决执行了刘少奇上述政策的。
阅读《大事日志》，唤醒了我几乎忘却的记忆。我想到了三件小事，虽然，他们如此微小，不值得在《大事日志》这样的资料图书里提及；但是，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第一件小事：文革初期，我们制九一班的5位同学，以王宝桐为首，给刘承娴（大事日志说她是校统战部副部长，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是校办公室的什么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她们对问题解释不清。（具体的，我忘记了）。工作组进校后，先是安排选举。王宝桐被选为系文革小组年级组长，我被选为班级文革组长。
工作组安排学校有关人员到学生群众中去检讨。刘承娴来到了我们制九一班。我们没有改变教室的布局，她就坐在前面的讲桌后椅子上，面对着如同上课一般的学生，讲述她的认识。最后，我代表全班同学，欢迎她站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一边，站到群众一边来！
刘承娴曾经很感动地说，她以为要受到批斗，戴高帽子等等，但是，一切都没有发生；她感到：革命学生还是很注意听毛主席的话，很注意政策的。
我没把这当成事。但是，后来，听说，刘承娴是罗文李绕”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深感遗憾；更后来，听说她被迫害致死，更是惋惜。【参看《大事日志》p355】
现在，看到刘冰的回忆录，他从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后返校，即被多次批斗，戴高帽……而工作组事先不管；事后，马上出来，要求这些“黑帮分子”正确对待群众运功？！那就是工作组对待清华大学广大干部的做法吗？
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干部是被批斗的，多少是真正去“检查错误'”的……
第二件小事：
6月21日，蒯大富写了“夺权”的那段“小批”以后，工作组布置我们反驳。记得还是我们五个人，写了批驳蒯大富的大字报。随后，24日的辩论会让我去参加。（那次会好像是布置什么人参加，有准备的）。我因为觉得自己水平很低，应该多听多想多学，不要过急的发言，所以，对双方都没有鼓掌。而另一班的文革小长XXX，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蒯大富慷慨激昂的发言，十分感动，热烈鼓掌。会后，还把自己的看法汇报给工作组。没想到，第二天，工作组让他主持开会学习，接着马上宣布：“鉴于XXX严重丧失立场，立刻撤掉其文革小组长职务，接受批判帮助！”形势一下子就变了……
第三件小事：
我们班的蓝镜如同学，平时比较活跃，喜欢和别的班别的系的同学交往。不知怎么的，蓝镜如被注意到了和其他人说到同情蒯大富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安排他反复做检查和交代。作为当时班上的文革小组长，我执行了工作组的意见。现在，我早已忘记当年蓝镜如同学他说了什么，又检查了什么。但是，当时他那种痛苦而又无奈的表情，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为自己整过蓝镜如同学深感内疚。特此在此向蓝镜如同学表示深深的道歉！！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蓝镜如和其他同学理解：当时的工作组成员，不止一次的质问我，反右斗争时，清华的右派分子占到5％；现在，反对工作组的反党分子，蒯派难道就不是占到5％吗？我当时很害怕：觉得，他们工作组总想揪出5％的反动学生。我们全班37人，如果按照5％的比例计算，怎么也得有1－2人。我只能拼命批判蓝镜如的“错误”，才能不使他被划到反动学生那一边去。幸亏，工作组不久就撤走了；否则，事情如何发展，还真的很难说。
这三件事情，我也许记得有错，或者认识有错。请本班同学或者其他知情人提出批评更正！
今天，如何认识工作组？
虽然，事情过去了40多年；除了我们“遗老”以外，许多青年人对此毫无兴趣。我至今仍感到准确的描述和给工作组“定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刘冰的《风雨岁月》中，作者写道：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
这是目前领导承认，主流学术界承认的一种标准说法。如何用它来解释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现象呢？
我习惯于根据“人”的情况来给事情定性。但是，具体到清华大学工作组问题，则很难。
一方面，当年工作组的副组长周赤萍，解放军中将，后来被认为写过文章，吹捧林彪，是其反党集团成员；但后来又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一方面，当年毛主席支持，特派周总理给予平反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后来犯了错误，被认为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件成员，受到审判。
一方面，文革中被批斗的刘少奇，后来得到平反昭雪；王光美被牵连入狱12年，也得到平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北京中学生中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王光美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扶贫计划“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晚年的王光美将精力贡献给“幸福工程”，为了帮“幸福工程”筹款，王光美曾将母亲传给她的古董公开拍卖。
在《杨澜访谈录》中，杨澜说道：
【杨澜：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６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
《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她简单地提到工作组，她写到，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p376]
王光美没有提到对蒯大富的批判等等细节，后一章节就直接叙述撤工作组的情况了。
该书是2006年出版发行的。是否代表了王光美晚年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她认为，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反对蒯大富等少数“反动学生”还是对的？
蒋南翔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高教部长，被稀里糊涂的停职反省，后来实际上被当成黑帮批斗。……
联想到后来，刘少奇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在没有经过任何党纪国法的条件下，被批斗，被停止一切个人权利和自由，乃至被当成叛徒内奸开除……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应该怎样纠正？那是一个不光我们清华学子，而且需要我们民族和人民深思的问题。
不管最终的高层次分析结论如何，我赞同沈如槐学友对工作组问题的分析。
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书，p17-18,他写道：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第一，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这是不相信清华党的组织；第二，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相信清华广大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工作组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向高校派工作组本意是加强党的领导，但这恰恰是以否定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工作组代理行使校党委职权，使清华原有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体系一下子陷于瘫痪，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党在清华的领导。这样就助长了学生的造反精神，出现了部分学生乱揪、乱斗干部的局面。而工作组用生硬的办法限制学生的造反行为，又造成了学生的不满与反抗。工作组不能客观估计学生的不满情绪并加以正确引导，反而认为这是右派学生向党夺权，从而对这些学生进行围攻和斗争。
从根本上说，工作组的做法也是一种极“左”，首先，他们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夸大阶级敌人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就说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其次，遇到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就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其后果可能会比当年的反右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p17,p18]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年的工作组和王光美呢？还是让大家来评论吧。
留言评论
孙毓星 发表于：2009-05-28 14:19:36
清华文革初期“五十天”是上层斗争集中、典型的反映，对文革的回顾、反思和研究都离不开对清华这只“麻雀”的解剖。子正兄率先行动了，让我们跟上来，共同揭开清华文革重重迷雾，也为揭开整个文革的重重迷雾尽一份力。
沈昆最后修改于：2009-05-28 15:50:47
王光美来清华，主导以薄一波的经委成份为主的工作组，显然是刘少奇整治曾经几次“反对他反对对了的”蒋南翔，同时扩大其掌控范围的重要举动。清华的工作组不是来自于清华更为相关的科委，而是来自经委，只能以薄乃刘的北方局亲信来解释。
我以为刘派工作组的行径，足见刘的利令智昏。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以攻为守，力图把运动掌握在手中而迫使毛的既定运动矛头转向。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看潮生 发表于 2009-05-30 08:30:42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杨小凯
这篇文章来自于 浴火凤凰http://www.yhfh.net/
日期: 2004 年 07 月 07 日 - 09:51 AM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 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 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 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 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 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 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 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 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 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 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 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 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 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 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 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中国向 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 《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 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 “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 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 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 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 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 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 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 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 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 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 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 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 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 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 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 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 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 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 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 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 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 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 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 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
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 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 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 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 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 “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 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 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 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 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 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 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 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 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 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 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 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 （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 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 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 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 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 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 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原载海外五柳村http://wlc.bravehost.com/wc379.htm
何蜀：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读后感
看潮生 发表于 2009-05-28 12:20:32
其主旨的文字：
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
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
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在哲学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佛祖释伽牟尼；
在政治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
在科学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这几行文字想说明什么？作者标新立异地把这几句话并列在一起，把这三个“
我们的第一导师”并列在一起，又是要说明什么？这里的“我们”，除了作者本人
外还能代表谁？
再一看开头的《作者自序》，一上来就说，作者在２００５年底出版的第一部
哲学专著《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展示我１
９９７年创生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
的论著”（第１页，在后面２０２页又说“我首创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
。读到这里，真叫人瞠目结舌，怀疑作者的头脑是不是出了毛病，一个人怎么可以
自吹其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这种“最先进最正确”的说法，使人
仿佛回到了那个全民发疯的狂热、愚昧年代。不过，就是在那个年代，“最先进最
正确”也只能用于歌颂伟大领袖或其“亲密战友”、“伟大旗手”等极少几个人物
，也没有谁敢用来自称。
读这本书需要有耐心。因为它太庞杂，太混乱。既有对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回
顾，又有对作者自创的所谓“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反复宣讲。既谈佛
祖的“缘起说”，又谈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既谈个人遭遇，又谈世界大
势……不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作者在书名中就直截了当提出来的“文革
试错论”。
作者认定：“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
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
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３页）
把只在中国发生的、为其他各国民众所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就无法探索和寻找到理想社会模式的
“试错”，这本身就是强加于人，是一厢情愿的虚夸之词，就跟当年说中国要“解
放全人类”一样的荒诞。再说，作者认定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什么呢
？书中一再明确提出，就是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而这个“瑞典
模式”的理想和谐社会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作者说：“在两极冷战的国际大环境的
压迫下，西方社会被迫重新调整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关系，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自在
地创生了现代瑞典模式社会（和谐的福利社会）”（１３—１４页）。
在这里，作者自己就把他提出的不通过文革这样的“试错”就无法探索和寻找
到理想社会模式的说法推翻了。
作者这类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书中时时可见。
把文革说成是“试错”，这是作者的发明，也是作者根据其自认为经过“顿悟
”后创生的“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得出的高论。
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一部试错史……人类唯一的正确评
判历史事件的标准是：任何历史事件，只要其总体上讲是人类历史上首创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对人类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是必要的，因此人类为其付出的代价
必然是值得的，因此这个事件的历史价值，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重复出现的历史
事件，包括重复出现的破坏性事件和建设性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３１２—３
１３页）
按照作者的这一“理论”，曾经给全人类带来极大祸害的法西斯主义，是不是
也算“试错”？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不是也算“试错”？秦始皇的
焚书坑儒是不是也算“试错”？它们不是都能满足作者提出的“其总体上讲是人类
历史上首创的事件”这个条件吗？作者为了强调“首创”对于“试错”的重要性，
还特别说明：这种首创的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包括
重复出现的破坏性事件和建设性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只要是“首创
”的而不是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无论其是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都算“试错”，
其价值都是那些重复出现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人类为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值得
的”。
作者没有说明（我相信他也无法说明）。如果这类“首创”的历史事件都可以
美其名曰“试错”，那么，谁有权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推入水深火热的浩劫中来“
试错”？谁又愿意让自己卷入这样的大灾大难中备受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去“试错”
？
作者用治疗癌症来打比方，但是这个比方是很不恰当的。首先，医生治疗病人
决不是“试错”，否则，谁还敢找那些以“试错”为宗旨的医生看病？其次，即使
是对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进行临床试验（姑且说是“试错”吧），也得事先如实告
知接受试验者可能面临的后果，而且还得签订相关的合同。不告知，或者用美好的
言词进行诱骗，甚至强迫别人接受这样的试验，甚至拿无辜者的生命来做实验，那
不是成了当年日本皇军的七三一部队？难道那些死于七三一部队的冤魂“付出的代
价必然是值得的”？
从“文革试错论”看，似乎作者是在以一种新的说法来肯定文革。不过，此论
的新奇之处就在于，作者的肯定文革，与现在那些坚持美化和肯定文革的新老左派
大不一样，一般新老左派肯定文革的前提，是认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和必需
；而“试错论”的发明者却是在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前提下肯定文革。作
者指出：“文革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要功绩
，是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
，这个悖论就是用世界上最自私、最不平等、最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和手段，
去谋求所谓的最公正、最平等、最善良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２２页，
在书中２５９页，作者加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前面的三个“最”是“最残酷、
最血腥、最不平等”）作者给无产阶级专政加上的这些“最……”，足以让新老左
派们气破肚子。
从书中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混乱。比如，作者一会儿说，文革中的
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了文革前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先进人民”和“普通人民” 两个
阶层（２２页、２６２页），一会儿又说，文革中知识阶级（指红卫兵）内部的两
派斗争，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２７页）。这些说法都是违
背历史事实的，荒唐可笑的。作者自认为是在经过“顿悟”后创生的“最先进最正
确”的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其实这样的认识与文革中坚持派性斗争时候的宣传
，与宣讲儒法斗争史时候所鼓吹的那一套，又有多少区别？
此书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庞杂、混乱，不过，也并非通篇狂言呓语，其中也不时
会出现一些见识颇为独到和深刻的文字，如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自私、最不平等
、最血腥、最残酷”的评价，又比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小的民主，它的发展大趋势只
能是唯意志、唯权力、唯暴力”。（１６３页）
“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就
像大型机械粉碎机里永远在相互拼砸的大小'铁块’，自觉或不自觉地最终只能砸
烂对立面的同时也砸烂自己，而不可能建设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２４页）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实际上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初期，无
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方式——砸机器的方式的放大而已。它本质上
就是用人为的力量去消灭和对抗历史必然产生的自在的社会事物：机器、私有财产
、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制度等等。”（２５１页）
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文革路线的分析等等，也颇有独到之处，能给人以
启发。只可惜这些亮点被大量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自我吹嘘所冲
淡、淹没了。
周泉缨的这本书，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近年来，逐渐有些当年的文革风云
人物开始写回忆了，这是很可贵、很有意义的事，对还原历史真相非常重要。只是
，有人在写回忆时，依然摆脱不了当年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的姿态，老是想要端起
一付天降大任、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的架势，把自认为有利于“解放全人类”的、
“最先进最正确”的思想观点趁写回忆之机灌输给读者。其实，他们应该明白，对
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只是他们所亲历、所了解（甚至可能是只有他们才了解）
的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史实，而不是他们对那些史实的认识。他们需要做的，应该
是尽可能完整地、不加掩饰不作虚构地把那些史实写出来告诉读者，留给后人，而
不是向读者兜售他们的那些自认为“最先进最正确”的认识。
最近读到一篇署名“歪脖子树”的文章《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聂元
梓回忆录〉引起话题》（载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华夏文摘增刊５６
２期·文革博物馆通讯３９６期》），我很赞同作者在文章最后对聂元梓的建议：
“对着彳亍暮年的聂女士，我有一个建议：建议她转换一下角色。由'辩护人’的
立场转移到'见证人’的立场。”我想，对正在撰写或有志于撰写回忆录的当年风
云人物们，这个忠告都是适用的。不要只想当为自己辩护的“辩护人”，也不要当
还想为人类开出济世良方的“救世主”，就当好一个“见证人”吧。
顾训中：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
看潮生 发表于 2009-05-28 12:15:51
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
顾训中
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清华乃至全国“文革”中重要人物之一周泉缨的新作《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至今仍无缘得窥全貌。幸好《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7期有一详细选载，尚能了知大概。众多学者亦已对此书作出评论，从中能间接了解到周氏的主要观点。此地不揣冒昧，仅就通过这些渠道看到的内容发一感想。
无庸讳言，周泉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对“文革”运动的研究，并不断地提出自己富有独创的见识，令人感佩。尤其是时下当局想尽种种办法，欲使十年“文革”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周泉缨的研究以及此书的出版，都有着一分意义。关于此点，相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周书观点的人们都有共识。
但同样无庸讳言的是，周泉缨在此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与众多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者对“文革”的观感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辙，因而引来众多反对、乃至反感，是十分自然的。周书对“文革”从动机到效果全盘肯定，直至对毛的动机到效果也全盘肯定，称“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 ⑴，已经到了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以致有 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此说掩盖了无数的血泪，怎么能有脸说出这话来？” ⑵话或许说得直了点，却道出了笔者、相信还有许多人的心里话！因为，即便退一万步讲，确如周泉缨所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好心”，是所谓有着“强烈的 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理论信仰”，但就像毛自己说过的，“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⑶。“文革”中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数以百万计，仅以这一条，毛也应 该被钉上历史耻辱柱，“文革”也应该被当作人间惨祸而载入史册！因为，生命不是实验室里的试剂，是不能随意被用来“试错”的。
周泉缨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谬误，仅从能看到的主要观点来解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严重误读了毛泽东。此地仅举一例。
周泉缨在书中说：由于毛泽东的关注，“使我第一次真正自信地认定，自己的哲学才能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 ⑷
周氏所谓“毛泽东的关注”、所谓“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是指毛在
仅从这段述及周泉缨的话语中，能看出周理解的毛“真正发现”、正面肯定周氏“理论家”价值的意思来吗？显然不能！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中。
在毛泽东的通篇谈话里，对“五大领袖”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这是因为一段时日以来，这些“领袖”们变得不那么听话了，至少在毛看来是这样，因此需要对他们耳提面命。谈话中，毛严厉批评道：“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 ⑹其实，是毛对他们不高兴了，认为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按着自己的战略部署走了。但是，这“五大领袖”毕竟又是毛亲手扶起来的，因此，他在谈话中又透着“恨铁不成钢”的浓烈情感，公开表明，“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 ⑺。
毛 对“五大领袖”有着如此既爱又恨之双重情感，而对周泉缨及其“四一四思潮”却只有反感。他甚至不怕被“打倒”，也要说出这种反感来。他尤为反感的是“四一 四思潮”中关于“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的观点。因为，虽说“四一四思潮”实际反对的只是清华园内蒯大富为首的一派 “勇敢分子”“坐江山”，认为他们夺权以后，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清华乱局之根源，因而“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但是，“马上得江山 ”的毛却从中读出了“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寓意来，这还了得？！岂不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与“巩固无产阶级江山”的“文革”宗 旨背道而驰的么？！所以，毛的结论是：“《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 ⑻
正 是在这种对周泉缨所在的“四一四派”十分反感的语境中，毛谈及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称他是“一派的理论家”，说是应该放出来，以证明中国有 着充分的“言论自由”。这里，语气中透着强烈的反讽意味，而没有丝毫正面肯定的意思，相信任何一位冷静阅读的人都会有此感悟。
假如对毛的谈话风格有着更多的了解，也不致发生周氏的误读。
毛在与人谈话时常常是旁若无人，嘻笑怒骂。此次召见的虽称什么“领袖”，却只是他扶起来的几个学生，因而他更是无所顾忌，恣意挥洒。例如，毛在谈话中数度称聂元梓为“老佛爷”，又称她是“哲学家”；称韩爱晶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称谭厚兰“是女皇”，“真了不起”；甚至“口敕”蒯大富当“清华校长”，对立派“四一四”头头沈如愧当“副校长”⑼……假如按周泉缨的思维逻辑，将这些话语统统当真，岂不会闹出天大笑话来！
其实，毛的这种将他反感的人物先套上高帽再予以反讽的做法，这并不是第一次。仅以所谓“理论家”为例：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半叶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故，在党内党外会议上多次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予以冷嘲热讽，肆意攻击，其中一次曾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⑽其实，在毛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他们那些人当作什么“理论家”，而只是所谓“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教条主义者”而已。
1959年 庐山会议期间，因其“大跃进”、“人民公社”主张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而遭致党内许多领导人批评后，毛泽东恼羞成怒，发起了又一轮清除党内异见人士的政治 运动，将带头提出异议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新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他同样倚其权倾一时的领袖地位而对已成落水态势的彭黄 张周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称道：“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⑾假如被批判者真地以为自己因此是被毛“肯定”了的所谓“头号马列主义者”，岂不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么？
1970年发生在又一次庐山会议期间的那场因设置国家主席而起的名为批判陈伯达、实则指向其“亲密战友”林彪的新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于
那么，毛心目中的“理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他在《整顿党的作风》（
当然，仅仅从周泉缨因此而激励自己始终未有放弃理论兴趣而言，或许这种误读还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种误读将周导向了怎样的错误甚至荒谬之处，只要看看他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荒中的基本观点就会明白了。
顺 便说一说，周泉缨的误读似乎并不限于此。他对佛陀的基本要义也发生了严重的误读，这需要佛学大德高僧予以解说了。这里只说一点。周自称是“佛学家”⒁，并 称他是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大彻大悟”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佛陀是世上最慈悲的人。在他创立的佛学中，对于一切生命形态（有情众生）抱有慈悲 胸怀、甚至视作生身父母。这也是他要求每一位佛教徒的基本信念。因而，戒杀是佛教的基本戒律之一，连起心动念都是罪过。既是如此，怎么可能如周所称，是佛 祖的学说使他“彻底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破解了文革奥秘”，得出毛泽东发动的造成数以千万生命被残害的“文革”只是一次“试错”的结论呢？假如真的以佛 学作标杆，那么只能得出“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场人间惨祸，是毛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犯下的严重罪孽！因此，毛绝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世界伟人”，而一定直堕阿鼻地狱，受到因果报应！
在 当局严禁谈论“文革”，封杀一切相关言论，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文革”历史有着种种误解，而某些“左派人士”仍在不遗余力地为“文革”翻案的今天，假如不对 周氏的“文革试错论”进行认真的剖析并批驳，或许真的会出现后人以此为信的结果，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所以，有识之士们应该行动起来，为让“文革”不致被 遗忘而作出自己一份努力。
注 释：
⑴ 本处及以下转述周泉缨观点均引自《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刊于《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7期。
⑵ 转引自王年一《坚决反对“试错”论》，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
⑷ 转引自卜伟华《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⑸ ⑺ ⑻ ⑼ 均见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⑹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批语》注释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⑽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⒀ 《毛泽东选集》全卷本第 页。
⒁ 转引自卜伟华《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
⒂ 梵语avicinaraka，译为“阿鼻地狱”，意为“无间地狱”。唐·道世《诸经要集》卷十八谓：“彼处恒受苦受，无喜乐间，故名无间。”阿鼻地狱在地狱中品位最下、受苦最惨而没有间歇。阿鼻地狱的大苦果是由“五逆”、“十恶”等大恶业所感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