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志：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江苏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越南留学生班青年教师，文革中曾任南大造反派组织“红四联”核心组成员，南大革命委员会委员。]
原载《记忆》第二十一期，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节录的节录
王继志：文革期间参加造反的人有许多不同的情况，我不能打保票说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好人，但是就我个人的有限见闻而言，我认为绝大多数的造反派从本质上说都是好人。再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指引下，除了那些被“钦定”的“打倒对象”即彻底失去“造反”资格的人之外，十亿人民又有哪一个不是“造反”派呢？即便是原来的被造反的对象，不也纷纷通过揭发别人而变成了造反派吗？因此在整个文革期间只有“想造反而不得”，绝没有什么“不想造反”的人。就像现在只有“想发财而不得”，绝没有“不想发财”的人一样。
你的提纲中提到关于文革的总体认识，我对此作了一些思考，现在与你交流一下，供你参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有关。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导演曾经说过，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在于当一场人为的社会灾难到来的时候，很少有人——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站着说“我抗议！”而当这场人为的社会灾难过去之后，又很少有人——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跪着说“我有罪！”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深刻的。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就连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也没有表示异议，好像大家都是拥护者；文革起来以后，其实大家都卷进去了，有的是先整人、后被整，有的是先被整、后整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但是运动过去之后又有哪个人愿意忏悔的？好像大家都是受害者。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的劣根性。尤其可悲的是，本应代表社会良知、良心、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的现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缺少像海明威那样铮铮铁骨、充满血性、敢爱敢恨的真男人。充斥全社会的都是些望风承旨、瞻前顾后、阿谀权威、见风使舵、具有阉宦性格的人。人人以保全自己的头颅为第一要务，严重缺乏人类所应有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政治运动来了，从来不问对错，只要不搞到我头上就行。甚至为了保全自己，我可以积极帮助当权者去搞别人。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导致我们民族的灾难反复重演。
如果我们完全撇开个人因素，站在历史的、哲学的、全人类的高度，回过头来重新检讨一下文化大革命，那的确是一次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大劫难，是一次“人性恶”的大暴露。文革虽然被冠以“革命”之名，但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充斥着封建社会的“唯上”、“愚忠”观念，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规模空前的全民造神运动。
如果排除其他各种因素，单纯从个人灵魂深处进行检讨的话，其实大家都不干净。“造反派”未必都是品德特别恶劣的人，“逍遥派”和“走资派”也未必都是品德高尚的人。
我最近读了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我认为他的一些观点对于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导言中就指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为什么会如此呢？勒庞接着分析道：“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其个性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个是无异议，一个是情绪化，一个是低智商。”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无异议”、“情绪化”、“低智商”的群体行动。说到底，文革是一场封建主义政治伦理观念主导下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来是大鸣、大放、大民主，但实际上是一场为了巩固个人权威，有组织、有计划的全民“造神”运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无非是打着“革命”的幌子在那里排斥异己、消灭异己、公报私仇。不过下面的人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就我个人而言，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忠顺”观念，认为毛主席就像是我的上人一样，而且比我的上人要崇高得多，伟大得多，他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听的。这个信仰是没有先决条件的。
然而仅仅从“盲从”的角度出发，还是无法解释人性当中那些邪恶的东西是在什么条件下被释放出来的。勒庞对此解释道：“群体在信仰的激励之下，很容易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他们所能达到的崇高的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但是同时它也忽略了他人的利益。因此在信仰鼓动之下的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残酷性，一个是崇高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勒庞最后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热衷于重大的社会变革。无论你从理论上说得多么出色，都是最危险的。”
文革就恰恰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一场暴政。文革意识形态的恶劣之处还在于，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上层”与“底层”、“官”与“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文革却回避了这个基本事实，把上层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粉饰为所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然后又按照“血统论”的观点将广大群众人为地划分为两大对立群体，即所谓“红五类”和“黑七类”：“红五类”是天然的“革命派”，“黑七类”是天生的“反革命”。结果“红五类”就凭仗着自己的“革命”出身胡作非为，公报私仇，唯我独“革”；而“黑七类”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要向革命势力献媚邀功，甚至不惜自相残杀。这样一来必然把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全煽动起来了，而把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全部扼杀了。这是造成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